#1 卡特的哭泣：守望良知
网上读过一篇文章，讲述凯文·卡特拍摄的一幅照片。一个骨瘦如柴的非洲女孩蹲伏在地上，她是从很远的地方一路爬过来的。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了。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九十年代苏丹大旱所造成的大饥荒，那场大饥荒夺去了至少不下于几十万人的生命，这个女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地震火山，飓风海啸，世纪病毒，泰坦尼克，都为人类防不胜防，匍匐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生命简直气若游丝。然而最让我颤栗不止的，还不是她眼里濒死的余辉，而是生命的卑劣，是生命对生命的垂涎！
照片上，女孩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一只兀鹰正守候着，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许多年前读过杰克·伦敦的一篇小说，描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和一头紧跟在他身后同样饥肠辘辘的狼在北极圈内的雪原上昼夜爬行追逐。这幅照片有着同样的主题，然而给我的震撼显然大过后者。因为在伦敦的小说里人的生命最后赛过了狼，然而在这张照片里，你看不出兀鹰有什么不扑向女孩的理由，也看不出女孩有任何抗争的生机。
让我稍微做一点修正，并不是所有生命之间的争斗都让人感到恐惧。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因此狮子追逐猎物的狂奔里就有了一种张驰迸发的力之原始美。但如果把猎物换作了人，你还能有这种审美的愉悦吗？古代罗马暴君把基督徒逼向狮群，让角斗士们格斗至死，如今有人将载人客机当作炸弹，轰击摩天大楼，几千无辜生命顷刻间碾落成泥，你能产生任何心理生理上的快感吗？这其中就关联着人性，人的有别于其他动物之所在，人的大写价值和优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说过，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剧作里最坏的恶人，比如麦克白，都有人性良知的闪光，当这些闪光逐渐地黯淡下去，我们人类也就跌入无边的黑暗里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时时也象非洲荒野上的兀鹰或者跟在狮子后面的土狼那样行事，只不过自己并不感到而已。二战屠犹，一些被迫在焚烧炉前搬运尸体的犹太人不就坐在尸体堆上休息，欣赏瓦格纳的乐曲吗？网上有个朋友也提到他童年时如何处死一只“犯了错误”的野猫，先是将猫从高楼上摔下来，然后又按进水里呛灌，最后将奄奄一息的生命架在火堆上烤焦。他的童年离我们并不遥远，不想遗忘的中国人都能说出类似的细节来。我相信许多人都读过《中国的眸子》，这本书提到江西一个叫钟海源的女犯当年因怀疑极左思潮而被处决的情景，写到卡车上军医用粗大的金属针管向钟海源身上注射，几个粗壮的汉子将她抵在角落里，每个人都能感到这个孱弱女性体内迸发出来的骨节折裂般的巨大疼痛。行刑时刽子手故意开枪打在钟海源的右胸，一群军医和护士一拥而上，摘取活人身体器官，于是救死扶伤的白大褂上溅满了鲜血。书的开头有钟海源的照片，年轻美丽，面对生活露着羞涩的笑。这个故事出于一个押解钟海源的解放军士兵的回忆，吓得五千年文明战战兢兢，也直接震撼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无论对今天的我还是你仍过于沉重。我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指证这个士兵是在说谎，好让我们中国人站在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面前不再尴尬。这些军医和护士现在都做了祖父祖母，有的还经常给年轻人讲所谓光荣传统，他们想过没有，一个和他们完全同样的生命（如果不是更高贵的话）却不能有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他们其中有的也随子女移居海外，我特别担心他们把兀鹰和土狼的基因一不小心也带到国外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不能把一切野蛮愚昧都推到领袖路线或思潮的头上，几个无知的孩子与一只野猫之间既无阶级对立的概念也没有走哪条路线的纷争。我们泱泱天朝上国从来不缺秦砖汉瓦古尸兵马俑，不缺屈原投江岳母刺字，不缺车裂凌迟诛灭九族，缺的正是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浸淫人心的人文主义大潮。过去的那个世纪留给我们中国人太多的恶梦，为什么自己人之间相互残杀总是超过外族入侵，为什么在人类之爱的大门口总能看见我们自己写上去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长期匍匐在暴虐和谎言里，已经习惯于将暴虐看作人性，将谎言当成真理。我们的政治家甚至平民百姓一听见“人权”这个字眼就浑身不舒服，我们简化了的汉字早就把“爱”里面的那颗心给丢掉了。我们用没有生命的生命铸造了民族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没有辉煌的辉煌。是的，谁都知道中国现在绝对站了起来，经济上有了飞跃的发展，申奥取得成功，也跨进ＷＴＯ的门坎，可是在人性的深处仍然是一片良而下的落日大漠。“哦，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从血腥里喘着粗气站起来，还没有直起腰就又跪倒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仆二主？我们一米六二只有小学文化的福建农民搅动全国政局使一大批党政军官员全无廉耻地在审判席上站着，我们财大气粗的大款和公仆们搂着二奶三奶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我们自豪的希望工程四处求告得来的捐款抵不上北京市一年养狗交来的牌税钱，我们可怜的三陪女开给嫖客的筹码是“不是处女不要钱”，我们以身作则的领导在克拉玛依大火里高喊着“让领导同志先走”夺门而出把两三百名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留给了烈焰，我们遍地的假酒假药假文凭早已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鞠躬尽瘁的国家总理面对一次又一次矿难流下无奈的泪水，我们干渴的沙尘暴肆虐的北京傲对绿色的巴黎多伦多居然也能喊出“我们赢了”！
赢得一次甚至几次奥运会主办权的大有国在，何曾见过这样全民族的大喜大悲？它象潮水一样携裹着一个民族涨涨落落，每一次涨起都是一阵“问苍茫大地”“数风流人物”的蔑视一切和勃动亢奋，每一次落下又是一点儿也不愿再被提起的麻木和健忘。几个月前，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趾高气扬的两个中国小留学生为上洗手间与人争执被害，下葬那天，当地主流大报将Ｓｏ Ｙｏｕｎｇ这样的深深叹息摆上了通栏大标题，然而隔着半个地球，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是一阵坐在同胞尸体上的咒骂和拍手称快。究竟是什么把一颗颗中国心变得如此冷血无情？是不择手段的敛财腐败？是不可遏止的仇官仇富？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也曾义正词严，责备别人半个多世纪之前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却不敢提十几年前对自己同胞的杀戮。我们也能辗转反侧，文革中崭露峥嵘的精英以思想导师自居作文化苦旅千年一叹，将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的丑陋叹息得干干净净。我们的东北市长在国际航班头等舱里一个人霸占了几个人的座位，让人撵下了飞机，我们的东北省长反而责备人家不懂礼貌素质不好。我们访美的记者们看到世贸大楼灰飞烟灭，欢呼雀跃被人终止了行程。没有与世人沟通明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有看见血就兴奋就冲动的条件反射。没有长久流传给后代的记忆反省，只有长久被异化了的自卑自尊以及富起来不知怎么是好的暴发户心态。听这样的省长市长学者记者们纵论历史人性和谐，高谈“我们赢了”，你不觉得是在空气稀薄的西藏高原上想象着跑一场马拉松比赛吗？
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文明社会的同胞们，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感动么？当你在高速公路上驾车遇到一只小鹿小松鼠之类的动物，你停下车来耐心地等候它们慢慢通过，那个叫良知的东西已长驻心间。它让你的心地变得柔软，使你身逢险境时能不假思索地握住陌路人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甚至听到世贸大楼倒塌前拥挤在楼道里的人群自动给盲人让路也不再感到惊奇。你以为已经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理性互动的良而上的社会里，时时见证身边一个个生动美好的生命。你以为面对不同文化的冲撞，尽管也有愤懑抱怨丑陋罪恶，但时常看到人性的光辉。你以为再也不会听到钟海源孙志刚李思怡那样惨痛的哭叫，再也不用担心买错一样东西退不回去，再也不必害怕因为交不上医药费而被人家一脚踢出医院，但是一转身一抬头，你却看见了关塔那摩，看见了虐囚丑闻！
良知就是这样的一道人性悬崖。当爱里缺少了那颗跳动的心，人也就退到了悬崖边上。辉煌和堕落，崇高和卑劣，文明和野蛮，生和死，那些平时看得清清楚楚的东西，站在这里波涛汹涌直奔眼底。多少人连回望一下的晕旋都没来得及产生就一头栽下，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跌向黑暗的深渊。但也有人站着，带着痛苦的清醒或清醒的痛苦，站着！带着“Ｔｏ ｂｅ，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生存还是毁灭）的困惑，站着！这才是人的全部优美，也是这幅叫做《饥饿的小女孩》的摄影作品透射出来直逼我们灵魂震撼我们心底拷问我们人格的力量！
１９９３年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来到战乱的苏丹拍摄饥民的情况，为了使自己从面对濒死人群的麻木状态里暂时解脱一会，卡特走进灌木丛，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来。他蹲下准备拍照时，一只大鹰落在女孩背后。卡特等了二十分钟，那只鹰还不肯离开。卡特拍完照，赶走了大鹰，目视着女孩爬远，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点起烟，叫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饥饿的小女孩》获１９９４年普利策摄影奖。两个月后，卡特自杀，他用一截软管将汽车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汽车座位上找到他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感谢卡特，他用哭泣给这个凄伤的故事这个迷惘的世界抹上一道亮色，他在赢了之后更是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审视。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老莎士比亚是对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但这个大写的名字应该只属于那些用哭泣（或者欲哭无泪）守望良知，在发光的金子和黯淡的人性面前苦苦挣扎的哈姆莱脱们……
（写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 改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 修改时得到温柔一刀指正，并提供可贵照片，在此谢过。）
第 1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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