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简杨
安娜不知怎么勉强上完了初中，也不知怎么神差鬼使走进了“南乔”餐馆，做起了女招待。
安娜十六岁，是一个混血女孩儿，是早年欧洲皮毛商人与印第安妇女的后代。
她说英语时有些慢，仿佛每一个字都要想，脑子里最简单的转动也会让她吃力。
她形容娇美，皮肤平滑，周身闪耀着一层淡淡的橄榄色。她还有一双杏子般美丽的眼睛，但说话时不轻易正面看人，总低着头，似乎害怕。可她并不胆怯，那样说话是一种习惯。她族里的女人都是那样和外人说话的，仿佛眼睛里的光芒，已在一百年前被征服了的同时就变黯淡了，也变成了种族遗传。
她穿紧身的短裙子，那是她从救世军领来的。裙子很性感，包着她还没有变得饱满的臀。她两条匀称的腿，弧线优美地从短短的黑裙子下露出来。她头发是黄色，人常说的“脏黄”，象稻草，也象晚霞和阳光。黄头发用一个黑夹子别着，如花一样招摇地开放。
安娜没有钱买首饰，手上戴着条土著人的绳结。但她弯腰为客人倒水时，半朵玫瑰刺青会从腰线露出，涌动着无声的青春和体香。
“让我看看，只看一眼，给你十块。”
我曾听到一个醉了的客人这样对她说。
安娜的脸潮红起来，骂他一声“狗娘养的”便走开。她不喜欢白人，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
玫瑰总是要和枪相伴才能显出妖娆。玫瑰的伴侣是一只手枪，用蓝色的刺青刻在她的男朋友杰克身上。杰克长得象一头熊那么结实，壮健的胳膊上分别有一支被红玫瑰缠绕的枪。
他们同一天去纹的身，用安娜在南乔挣的头一个月的工资。安娜的手腕上其实早已纹了两个字：J.C.。别误会，不是Jesus Christ，而是Jack the Cooler。她的左脚腕上还刺着一种植物的叶子，Rosemary。Rosemary是她祖母的名字。祖母住在遥远的印第安CREE保护区。她秋天做罐装菜，夏天采桨果，简简单单地活着，象很多年老的族里人一样。祖母说，她唯一的女儿，安娜的母亲，也有一双美丽的杏子眼。但母亲在安娜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每当祖母说起母亲，安娜就会低下头，心想，那个女人都不要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想她。
安娜还没长大就爱上了杰克，最后偷偷和他离开了保护区，来到城市。每天下了班，她坐在杰克的老别克卡车里，轰轰隆隆穿街而过。餐馆在城东，城东城西隔一条窄窄的河。住在东城的人们总是不动声色，但有时会淡淡地看上他们一眼。安娜觉得东城很冷，总是把脸贴在杰克宽阔的脊背上。
过了桥，便是西城。河水在夜光中沉睡着，让他们都觉得安全。西城是他们的后院。
“简，用中文怎么写‘爱’？”她有一次这样问我。
我在一张纸上为她写了两个“爱”，一个繁体，一个简体。她问我为什么会有两个字。我说，繁体的中国字最美。你看，这个字是“心”，这个是“朋友”。“爱”就是朋友在心上。人们想往爱情里进一步，是朋友在心上，想退一步，也是朋友在心上。
她听了笑，眼睛里的光那么宁静。
第二天她来上班，把我叫到厕所里，把黑裙子轻轻按下来，让我看她的右臀。她笑道：“你看，我又多了一个刺青！”
我也笑：“花了很多钱吧？”
“八十块，我和杰克一人刺了一个，人家给我们便宜了。”
“啊呀，对不起，可这‘爱’字好像少了一个点呢！”我一本正经地说。
她慌了，摸着自己的刺青使劲往后看，问：“真的？”
安娜干了五个月便辞工了。她的腹部渐渐隆起，体形象一个饥饿的非洲孩子。我有次和女老板聊天，说：“她怎么不能再坚持一个月，这样就可以拿保险？”老板道：“你真是瞎操心，印第安人哪个不是吃政府的，安娜不会饿死。”
安娜也果真有钱，孩子生了一个月就跑到餐馆里来吃饭，让我们看她的BABY。可她自己还是个BABY呢。她喝冷水，呼呼拉拉，让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心惊。餐馆的灯光很强，照在BABY的脸上，BABY象老鼠一样本能地紧闭着眼睛。
安娜半年后又回来做了女招待。也多了一个纹身，“Tracy”，刺在她的心口。她的脸上有些青，杏子眼下面是两个淡淡的黑圈。她在制服外面别着Tracy的照片。那个黄头发的婴儿酣睡着，象一个天使。餐馆的常客中还有记得她的，问她“孩子还好吧”。一丝忧伤从她的眼里闪过，她轻声说，“已经死了。”
顾客连声说，“我很难过。”
安娜看着地面，冷淡起来：“你不必难过，这又不是你的错。”
安娜只有十七岁，却不象以前那个孩子了。她对男人们笑起来也不再羞涩了，而是迎合地看着那些喜欢她的顾客。她还多了两个毛病：使劲儿吸鼻子，总往厕所跑。有一次，老板娘气咻咻地从厕所里出来，手里捏着个东西一挥一舞，板着脸对安娜说：“你以后不要来做了！”
安娜便不再来做。她的短裙子，发青的面孔，象感冒一样经常流青的鼻子，一下子都从我眼前消失了。
我不久也离开了那个餐馆，在大学里学起了社会学。在二年级的伦理课上，我学到了HARM REDUCTION的救助模式，也第一次知道了社会有向瘾君子和妓女们提供避孕套和针管的义务。老师宝琳对我们说，每个月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会随同公共护士的货车，到瘾君子和妓女们出没的那几条街“送货”。
下了课，我找到宝琳，说我正在写一篇应用HARM REDUCTION的文章，想与她同去“送货”，增加一些经验。
就这样，在城西破旧的第X街，我与安娜又一次相遇了。当安娜走近货车时，与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她犹豫了一下，显然非常吃惊，然后扭头就走。她的身子已经很笨重，又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安娜！”我追了上去。
她只好停下，想说什么，却轻轻地笑了起来，仿佛做错了事情。
我问：“你好吗？杰克好吗？”
她把领子往上拉了一下，把下巴埋了起来，说，“他卷入了一场械斗，打死了人，进了监狱了。”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背包里还有些零食和钱，便叫她等着，转身朝货车跑去。但等我回来时，她已经走了。宝琳走过来问，“你们认识？”
我便把自己和安娜的渊源说了一遍。宝琳说，安娜在街头谋生有好几年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怀孕，”宝琳说，“她已经病得很重了。”
四年之后，我在大街上遇见了宝琳。她依然在坚持送货。她说她自己并不相信HARM REDUCTION MODEL，但她依然有一些希望，依然不想让那些希望死去。
安娜呢，你又见过她吗？我问。
没有。宝琳说。有人说她失踪了，有人却说不久前还在一个街头见过她。
从那以后，每当人们说起西城，我就会想起安娜。我很少去西城，一条河已经把我和那里永远地隔开了。只有在广播里听到西城时，我便忍不住要想起安娜。不知她夜深之时又会出现在哪条灯光黯淡的街上，默默地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