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坝>>之幸与不幸

朱小棣

        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绿野出版社2006年版)是海外文学的巨著，长达六十万字，发表后引来网上热评，是为大幸。甚至有系列评论，逐篇介绍男女人物，从男主角冯东明，到爱恋他的三、四个女人，再到反派人物王守伦，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小说以中国西南山乡为背景，描绘了从土改到文革的一段历史天空，展现出由几个外来青年理想主义者在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下给偏僻山村带来的翻天覆地、既是开创性又是颠覆性的巨大变化。

        从评论者的热情可以看出，小说至少取得了以下几点成功。（以下删略。文集已出版，见《闲书闲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http://www.bbtpress.com/asp/bookinfo.asp?bh=4587



2007年8月11日

就读者反响来看，“玫瑰坝”已经取得成功。待以时日，影响自然会越来越大。

小棣的确深厚老道，不愧为斋主的老邻居。
别的我就先不说了，让地方听其他人讲。

甚至有系列评论，逐篇介绍男女人物，从男主角冯东明，到爱恋他的三、四个女人，再到反派人物王守伦，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嘿，谢阅读。

四，作者对无论正反人物心理的透视、刻画，尤其是对女性人物从心理到行为的塑造定型和定位，都能得到读者(特别是女性们)的心灵响应和共鸣。
──哈哈。

说到底，小说的诞生一如婴儿，有生不逢时与恭逢其盛之分。
──不觉得该小说是生不逢时，它还是有些忌讳的内容的。但是，没有这些忌讳的内容，也失去这本小说的前卫性和独特性。

虚构小说不过是为了写出非虚构文体不易表达的情感和认知。
──没错，同小棣干杯！

当文革十年终于过去，大批新老作家活跃文坛的所谓历史新时期开始的八十年代，人们普遍期盼的正是这种运用传统文学手法揭示更深刻或者说相反主题的长篇巨作，而焦急中人们哀叹的是为何诞生不了能够深刻反映文革甚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在翘首期盼中，人们好不容易终于等来了的只是一部与心中期待似是而非的<<白鹿原>>。虽然其作者的写作条件和文字基础要比谢宝瑜好得多，但对历史的认识水平远较后者低下。例如，<<玫瑰坝>>中幼女时代就嫁给开明地主的女主人公与她早已成为老革命的哥哥之间的对话交锋，实际上透露出作者在世纪末对现代中国历史冷静反思的哲学深度。
──这些我写不出，因为读书少，没法横向比较。小棣说出了我的猜测但却不敢肯
定的意思。

值得探究的是，似乎还年轻的作者不可能亲历过土改那样早期的历史事件，为何竟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情结，特别注重历史之公道？
──是啊，宝瑜很年轻，我也问过他怎么能写得这样真，俺就写不出这种东东。

小棣的这种书评，俺写不出来。看几遍，还是觉得句子机巧。

小棣兄对拙作的整体评价太高，褒奖太多，让我诚惶诚恐。感谢小棣兄的鼓励。

我也是瞎胆大，连小说创作的基本的章法都不懂，就贸然搞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所以错别字连篇，毛病很多。小棣兄的批评非常中肯。

正如小棣兄所指出的那样，我是五六年出生的，并没有亲历过土改那样早期的历史事件。我下乡是下到国营农场，后来被抽调到县农业局去当“果树技术员”，在全县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果园中乱跑。书中的那些细节，大都来自我在此期间的道听途说。对这些细节，我一直很心虚，一点把握也没有。以前读过拙作的人大都是年龄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小的人。前不久，一个朋友把拙作拿去给其亲自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父亲看，我非常紧张，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那些细节同真实的历史有出入。还好，这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该老革命基本上认可了书中的那些细节，我这稍微才放心了。非常感谢那位朋友和那位老革命。

宝喻：你看过一个名叫<<暴风骤雨>>的纪录片吗？专门讲土改的。与周立波同名小说里里描述的情况大不一样。我是去年看的，感觉特别震撼。

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有关文字， 供你参考。http://swordcane.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47&BlogLogCode=1000240888

“小棣的这种书评，俺写不出来。看几遍，还是觉得句子机巧。”

承蒙过奖。

“不觉得该小说是生不逢时，它还是有些忌讳的内容的。但是，没有这些忌讳的内容，也失去这本小说的前卫性和独特性。”

我指的不是官方而是民间、不是政治而是美学的“生不逢时”。民间美学的的时尚变化使它不易走俏。无论是杏坛还是坊间都在推崇新的、非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相反，如果真能在大陆出版，一个可能使其走红的因素恰恰是政治的，没准因打破官方政治禁忌而招来大批读者。

没有看过这个纪录片。看过周立波的同名小说，觉得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谢谢金风给的连接。看来，现在反思那段历史，或者对那段历史的“主流描述”有怀疑的人还不少。

同意小棣的看法。隐隐约约地感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如今在西方好像也不景气。对西方的文化市场不大了解，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正确？

现代西方小说，红火的是娱乐性强的，写好后被好莱坞看上了，拍大片，挣大钱。
目前的人们都这么自以为是，不想被教育，只想被忽悠。

说实在的，这个“玫瑰坝”，如果宝瑜当初能和土干合作，肯定能写得雅俗共赏，把胡景涛都逗得笑掉大门牙(罪过罪过，玩笑开大了)。

宝瑜兄不必惶恐。直抒己见，望笑纳。没有“瞎胆大”，哪得片语留？我还斗胆用英文写作呢。

总觉得小棣兄的美言太慷慨了一点，令我脸红。

这回正经些，但可能不对，想听听别人意见。

写中国农民、农村，最让我心服口服的，是美国人赛珍珠。她不仅旁观者清，更重要的，是她作为农学家的妻子，传教士的女儿......还有就是她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她有些“高瞻远瞩”的样子。

“白鹿原”不错，但作者写到后来，自己也糊涂了，是缺乏视野的表现。

看过赛珍珠的The Good Earth，是不错。

揭示原罪：评介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廖　康·

回首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实践和失败堪称我们经历的最大悲剧。这悲剧从何而起？相关的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不少了，然而，这悲剧的起源，或者借用“原罪”这个术语，在中国文学里，除了陈沅森在网络上非正式发表的《佛怀煽仇录》以外，几乎还没有反映。我说借用，因为我用的并不是基督教的概念，即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或者说犯了天条；我是利用这个简洁术语的字面意思，指代共产主义最原始、最基本的罪过——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我们都知道，那是从土改开始的。近二十年来，描绘诉说反右、文革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的小说可称汗牛充栋，佳作频仍。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是受难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掌了话语权，大家当然有话要说，但只能说到一个程度，不许触及根本。禁区就是土地改革，就是对至少两千多万所谓“地主富农”的非法剥夺，残酷镇压和长期压迫。我曾有个愿望：要把中国近代史上受难最长久，却被遗忘得最干净的最大群体，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人们了解他们的苦难，认识共产主义的原罪。但我缺乏生活，甚至缺乏第二手资料。最近，我有幸得到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加拿大：绿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边读，边拍案叫绝。读罢，我掩卷拭泪，深感欣慰。谢宝瑜替我，替许多有志而无能者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我忐忑，什么样的评论才能配得上他９１９页６０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呢？让我仅就小说的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和作品的某些独到之处简单评介一下。

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成功，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它是否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如果小说的人物与众不同，那就为文学殿堂增加了传世的雕像。如果小说的人物和命运有助于人们认识他人，研究社会，了解历史，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那这作品就有了现实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诗人是“国民的无冕之王”，作家是“道德伦理的立宪者”。谢宝瑜的《玫瑰坝》讲述四川一偏僻山乡自土改到文革初近二十年的演变——从剥夺少数勤劳致富农民的财产到致使多数人堕入贫穷邪恶的泥潭，不仅展示了“新中国”悲剧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而且还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真实可信的人物：知书达理、温和善良的大地主王秉文；美丽聪明，以常识和直觉抵制共产宣传改造的地主填房陈素芬；颇有书呆子气，却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一心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却因家庭背景而屡遭冷落，直到惨遭灭门之灾才悔之晚矣的冯东明；敢爱敢恨，既为理想献身又为真爱偷情的共产党干部范淑君；由乡村无赖变为乡村领导，品质低劣，但相比之下还是个小小恶徒的王守伦；品质优秀，却因盲目追求理想，坚决执行政策而让人饿死，并给乡民带来极大灾难的侯亚昆……这些人物秉性各异，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显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并将读者拽入他们的生活，为一些人的命运悲哀，为一些人的遭遇感叹，为一些人暂短的幸福欢欣，为一些人最终的结果快慰。

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现代中国还另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包括文学和艺术，非常成功地歪曲了所谓地主（占土地３０亩以上者）的形象。地主在汉语里本来不是个坏词，从成语“略尽地主之谊”中即可见一斑。但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想到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和牟二黑子这五个丑恶的地主形象，就会跟欺压百姓、强迫交租、鱼肉乡民、抢男霸女联系起来。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共宣布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前，他们曾长期被描绘成农村里无恶不作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个体，而是阶级。在观念里，他们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意识中，他们是魔鬼的化身。二千万，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魔鬼！《玫瑰坝》向我们展示这些所谓的魔鬼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打成魔鬼的，又怎样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因而对他们遭难不再具有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却用灌输进来的阶级斗争理念取代与生俱有的怜悯之心，从而失去我们为人之本而沦落为真正魔鬼的帮凶。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地富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拥有土地和雇佣农工。当中共中央决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残余的四百万“地富分子”才获得摘帽的殊荣，但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阶级敌人，他们并未得到平反。很快，占有土地和私人财产不再是罪行了，反而变为成功的标志和光环。但是不仅地主的财产没有归还，他们三十多年的冤屈也没有申，因为申他们的冤将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就错了，这个大案是决不能翻的。然而，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必要了解真相。如果说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玫瑰坝》则通过一个小山乡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黑暗，盲从的悲哀，少数勤劳富裕农民经历的重重灾难，以及由此往后所有人陷入的无底深渊。

《玫瑰坝》从土改写到文革，跨越二十来年，但重点放在土改上，放在共产的原罪上。今天，很多人已经难以想象，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强行剥夺国民的私产！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把你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怎么可以把你的地、你的财物分给他人！那不是强盗行径吗？看看史书，查查辞海，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在苏联、在中国发生过，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读到那些理由，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年的土地占有不合理，政府也可以采取以前用过的减租减息的和平方法，也可以采取其它政府实行过的有价收购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然而，中国的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不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仅以一场斗争会就可以判处他们，甚至当众枪毙他们、吊打他们，以达到杀鸡吓猴之目的。还长期迫害地富分子，每逢运动都批斗他们，给其他胆敢乱说乱动者作榜样，甚至殃及后代，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如果认为谢宝瑜的《玫瑰坝》对土改的惨烈有所夸张，可以拿两部曾获斯大林奖的小说作为参考，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家带着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就写出了关于早期试验性土改的宣传作品，这两本书遂成为大规模土改的教学手册并被奉为反映土改的典型佳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暴力的语言把暴力事件描写得轰轰烈烈，把共产原罪描绘得天经地义，把打人杀人宣扬得理直气壮。回首往事，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觉悟看待同样的历史。谁是谁非？有良心、有人性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玫瑰坝》没有停留在土改上。通过描写合作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谢宝瑜让我们看到，一旦犯了共产原罪，当权者在侵犯人权这条斜坡上就难以停止，直到驱赶众人，连同他们自己，滚入灾难的深渊。今天可以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拿过来，交给你们；明天就可以从你们手里把土地拿走，归为集体。农民都很清楚，有些土地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大救星恩赐的，大救星对土地另有用场时，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也没有几个人敢说个“不”字。即便是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敢言语。不仅有地富的下场作榜样，还有阶级划分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宣传。私有财产是祸根，是万恶之源，越少，才越能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财产虽归了集体，分配大权还是由少数干部掌握着。在那个饥荒年代，一个玉米饼就可以让一位妇女献上贞操。连过去都少见的邪恶，如今却大行其道。王守伦这个小小的乡长竟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尽当年土豪劣绅想干也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坏事，而且他的手法竟然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寡廉鲜耻。

此外，《玫瑰坝》还让我们看到，与荒唐理念所导致的灾难相比，王守伦的罪行仍是小恶。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贪欲有限，为害有限。但是当侯亚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领乡民大搞人民公社，修水库、炼钢铁、吃食堂、炸鱼、谎报粮产、禁止私炊，当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理想美好的年轻人积极贯彻错误路线的时候，其危害就比几个漂亮女人失贞严重多了。几十个人饿死了，全村人都吃不饱饭，若不是因为侯亚昆在权利斗争中遭到王守伦的暗算，非正常死亡还会多得多。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意愿的砖石铺筑的。”与之相反，诡计恶行在现实中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称之为反讽也好，称之为黑色幽默也好，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当然，《玫瑰坝》并不仅是一本血泪帐。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好事多磨的爱情，还有他和范淑君以及王春花的感情纠葛构成一段段令人翘首，令人感叹，令人发笑的故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五彩缤纷，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悲剧、喜剧、正剧、荒诞剧。只有带上有色眼镜者才会看不清楚生活原本的色彩，只有陷入意识形态的桎梏者，才无法领略大千世界的种种剧目。

谢宝瑜曾长期在农场工作，多年生活在农民之中。在那些没有书读的岁月，多少个夜晚都是在摆龙门阵中度过的。他在农村中看到听到的事情和前人书中、小说里说的大相径庭。文革结束后，他也上了大学，作了英美文学研究生。《玫瑰坝》是他写的第一本小说，就是要再现一个真实的山乡真实的生活。谢宝瑜在书中的语言运用虽然还不能说炉火纯青，却也颇具特色。首先，他人物对话的语言和故事叙述的语言泾渭分明。我认为，叙述语言可以运用口语，但人物对话不应过于书面。不要小看这一基本要求，随便检查一下中国的近代小说就不难看到，符合这基本要求的作品实在是寥若晨星。多少大师的小说一写到人物对话就显得力不从心，说话不像话，倒像背讲义，更不必说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特性了。就连感受格外敏锐，在《檀香刑》里以驾驭语言那么见长的莫言，在他最新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在对话上连栽跟头；人、驴、牛、猪、狗，说出的话显然都是莫言一个人在唠叨，还不断引用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全是一个味儿，让读者疲劳。但阅读《玫瑰坝》，我享受到真实对话的美。这种美，不是一目十行可以领略的。谢宝瑜的叙述，如果你忙，又善于速读，可以一目十行。但是他的人物对话，你一定要读慢些，最好念出声来，哪怕是默念，你才能体会其中的风味。他运用了一些四川方言，用得恰如其分，没有多到让读者莫名其妙。而且，他还在开篇前提供了大半页有例句的方言一览表，加上这些方言的重复率“之楷家”高，才读了“一火镰”，我从小说人物那里学来的那“一滴点儿”玫瑰坝方言就“直见朝外前镖”。也许读者会说，利用一些方言来区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是投机取巧的一招，但谢宝瑜并非停留在此。在《玫瑰坝》中，王秉文说话与王守伦绝然不同；单听语气，你也不会把陈素芬和范淑君混淆；冯东明和侯亚昆同样是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但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同，冯东明更稳重而侯亚昆较狂热，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清楚地表明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成功地再现了小说人物的对话。

一百年后，很多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的最惨痛的悲剧，人们也将继续阅读、研究像谢宝瑜这样的作家，像《玫瑰坝》这样的作品。关于这段历史的教科书中那些普通陈述和枯燥数字才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个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体才会凭借王秉文、陈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荒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对共产原罪的产生及其前因后果获得感性认识。这应该是我们留给后辈的惨痛教训，希望有助于他们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中想到我们的盲目，三思而后行。海蚌因砂石刺痛，它的肌体会流泪而结出珍珠。中国人民在共产实践中所受的苦难岂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拟！如果我们结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坝》是这样一颗珍珠。希望更多的海蚌结珠吐珠。

这是一年前的文章了。希望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此书的价值。

赛珍珠是世界上第一位正经书写正经中国农民的小说家。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开始认识中国人。只有在我们消除民族自卑和自大后方才会认识到她的作用。

The Good Earth，有没有中文译本？

我看的是英文原版，一下子就佩服上了赛珍珠。

至少有12个中译本，但我一本没读过。其英文很好读，评论普遍认为有圣经的写作风格。

还有一篇:

读书笔记

　　　　　　　　王春花传奇——读谢宝瑜《玫瑰坝》的一些感想

　　　　　　　　　　　　　　　　·简　杨·

以前已有不少人就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写过书评，象胡平、廖康和凡草等。他们对此书的首创意义十分赞赏，即作者在文学中还原了土改真实的历史面貌。其实这本书还有一处也值得一书，即那些次要人物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玫瑰坝》一书中有很多次要人物，因为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的历史意义，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四九年前做过寺庙主事的慧通和尚，土改时因庙里有几亩薄田而被划成了地主；如丁万金一家因丁万金有麻风病，被乡人隔离在了玫瑰坝之外，但同时也侥幸地被隔离在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之外，在大跃进中因祸得福；如一个叫龚顺发的老实人，由于妻子受到乡干部的调戏愤而上告，反被当成用心不良分子关押判刑。这些次要人物的故事因为折射出了一段历史的黑暗阴影，在我看来，是《玫瑰坝》除了它对旧有思维的大胆挑战之外最为闪光的地方。

而在这些人物之中，我觉得作者塑造最成功的一个就是王春花。她作为一个小说形象，有着十分真实的历史基础。

第一，王春花的变化是在和“革命同志”接触后才开始的。

玫瑰坝是西南某省一个偏僻的山村，乡风古朴，远离尘嚣，人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村里既有殷实之家，也有贫穷的雇农，因为世代居住在一起，人和人之间在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玫瑰坝的男人保守朴实，对女人的保护意识很强，他们从来不让女人下稻田劳动，也从来不打女人。

当共产党的工作组在玫瑰坝开始搞土改时，王春花还是个孩子。她在没有成为妇联副主任和女民兵队长前，作者虽然没有细写，只说她“她面容姣好，一双大眼睛比碧海里的水还清澈”，但已足以让我肯定，是个单纯可爱的少女。她和村里的林国全已经订婚。在她做出震惊玫瑰坝的那件事时，她十五岁，林国全二十一岁，结婚是早晚的事，然后他们就会象自己的祖辈那样，继续那种简单的生活了。

一次由区里组织的批斗地主大会改变了王春花的一生。王春花年幼无知，在干部的“教育”下要求进步，在会上积极充当打手。“几个十四五岁的女民兵成了这次斗争会的主力……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使用绳子，成功地把……三个地主婆捆得哇哇乱叫。她们打在坏女人脸上的耳光清脆响亮，比男民兵打在坏男人胸膛上闷声闷气的拳头好听得多。”在这次大会上，王春花表现得尤其突出。作者写道：“她的讲话的口气，脸上的神情，站立的姿势，都无不模仿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干部。”会开完之后，玫瑰坝老实的农民们还呆呆地蹲在地上，不知道刚才那一幕是幻觉还是真的。

人的行为多是学来的行为，对青少年尤其如此。王春花模仿的女干部就是工作组的范淑君，玫瑰坝的女民兵队就是由范一手组织起来的。王春花完完全全地把范淑君当成了学习的榜样。我前面讲过，玫瑰坝的传统之一是男人不打女人，至于女人打女人，对当地人更是闻所未闻。王春花一打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坝子里最坏的女人之一，连老实的未婚夫也要和她退婚了。王春花就和男主人公冯东明哭诉。冯东明是这样教育她的：“你打的是地主婆，是坏人，怎么能说是打人呢？”对他的解释，王春花先是疑疑惑惑，后来却也坦然起来。在范淑君和冯东明的影响下，她慢慢走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

第二，政治需要让王春花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王春花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干部，走的是当年很多工农干部的典型道路。玫瑰坝虽然座落在西南一个边远山区，但这个形象的社会基础却十分真实。人们曾在共产党的一些高官身上见到过王春花的影子。象郝建秀和吴桂贤这些普通女工出身的中央级干部，就和王春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王春花的朴素和简单，被政治利用成了装璜的摆设。

王春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从一个乡村女孩儿变成了一位党的干部。她的父母以　及那些曾因为她打人而鄙视她的乡人，后来都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她。我觉得作者写的最透的，是她被提升后回家探亲那一段。她“骑着一匹枣红马，穿着灰色的棉大衣和棉裤，戴着绿色的军用棉帽，穿着橙色的翻皮鞋，在一队牵着马，走着路，穿着蓝色棉衣裤，头包白布，脚踏草鞋的马脚子中特别显眼。”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让我不由想起了从前的一个邻居李阿姨。李阿姨本来是山西某个乡村的一个少女，为了逃婚才跑到了太原的亲戚家。她后来上了师范学校。李阿姨的感恩之情很强，深知如果不是师范给她提供了免费食宿，她可能还是得回到老家的。这种感恩和农民天生的老实，影响了她的一举一动。她毕业后积极工作，成了一位十分尽职的老师。她的有些行为听上去十分好笑。比如结婚那天她还站在讲台上，要不是别人来接她，她几乎会误了终身大事。照我看来，李阿姨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好人（也许我的共产主义觉悟太低），绝不至于要成为所有人学习的榜样。但耐不住大小报纸一起吹捧，李阿姨后来竟然变成了中共九大代表，荣进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九大之后，她就从普通老师一跃而成了市级领导。

第三，人的欲望和头脑的简单，常常会使自己在政治旋涡中失去控制。

王春花后来在村里组织排演《白毛女》，带着人们到县里和城里到处演出。她还率领妇女下稻田，出风头作秀。她最初组织这些活动时虽有博得冯东明之爱的动机，　但结果“歪打正着”，渐渐引起了上方的注意。她也因此成了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党开始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送她到各种各样的党校和学习班学习。在地报、省报、甚至党报的吹捧之下，她一路飙红。

她发迹之时不过二十多岁，但对那些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特权，已能十分坦然地接受。她很快就失去了以前的单纯，学会了开后门，拉关系，吹捧上级领导。

由此我不能不想，一个人无论怎么纯朴，但在条件和环境可能的时候，由于缺乏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常会失去控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近日来我在读一本县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讲大跃进中的群众歌谣的。在南方的Ｘ县Ｘ村，曾出过五个以“花”为名的女农民，她们以编写革命诗歌而著名。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个个社员想天堂，不知天堂在何方。人民公社办起来，原来这里是天堂。吃饭不要钱，工资发到人，千年愿望实现了，人民公社万万年！”好些作品据说还上了《诗刊》。其中一“花”后来还开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里大放异香。据说她还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无数诗人、教授和名流，有人甚至说，古代的曹植都比不上她的才气。

我曾经到过五花们居住的那个村子。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了，村子里还是满目萧条，弥漫着一股贫穷的气息。一条弯曲的小街上，农家妇女们匆忙劳作的身影让我依稀想起过没有做诗唱歌之前的五花们。大跃进，放卫星，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别说是穷乡僻壤里的村妇了，即使有知识文化的人们对那些大话又有多少底数？就连那些中央的大头目们，不也是脑子昏了一起折腾？可那些女人就是积极地搅进去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直到村里饿殍满地，五花们才变成了哑女。

王春花最后做到了Ｘ县Ｘ局的局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喜剧演到尾声的时候，导演和演员都渐渐尴尬了起来。先是郝建秀和吴桂贤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而后我从老家的报纸上也找不见李阿姨的名字了。王春花到了历史要她淡出的时候，估计已有四十多岁。她农民已经不象农民，但干部肯定也是做不成干部。她最终去了哪里，书里并没有交待。

我看完《玫瑰坝》之后，发现自己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一个并非主角也不完美的人物。对此我起初是惭愧的。后来才渐渐释然。王春花这个时代的喜剧人物，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一个玫瑰坝的女儿。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站在男主人公冯东明那并不强壮的身旁，和他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她后来的很多“革命”行动也是为了抓住冯东明的心引起他的注意才做的。就是在她成为省里的重点培养对象时，就是在党组织告诉她冯东明在政治上不配做她的丈夫时，她的梦想还是如此。她虽然不幸做了阴谋家的政治傀儡，但本质里还是个小女人，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女人十分地想象。她也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和在那条路上走了多远，有她和冯东明的这句话为证：“我后悔入了党，不然我早就是你的老婆了。”

□　寄自加拿大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724.

读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土　干·

文章摘要：打开书，没有前言，没有编后语，没有名人介绍。就是这样一本朴素的书，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年代。伤痕文学好像已经把“新中国”的前２７年写尽了。其实，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对那段历史，远没多久有道尽。谢宝瑜的《玫瑰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那个年代。

（一）六十万字话当年

评谢宝瑜的《玫瑰坝》的文章有几篇，网上以廖康的评论流传得最广。他是横向比较评论的——和其它同类书做比较，并且从经济体系和写作角度来评论，特别提到了小说中的对话对人物性格的刻划。

当我收到《玫瑰坝》这本书时，我难以形容我的感觉，它象个孤儿躺在我的面前。封皮是单调的灰色，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再没有其它内容和图案了。封底只有短短的小说内容简介。

打开书，没有前言，没有编后语，没有名人介绍。就是这样一本朴素的书，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年代。伤痕文学好像已经把“新中国”的前２７年写尽了。其实，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对那段历史，远没有道尽。谢宝瑜的《玫瑰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那个年代。

爱情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不论世道多么昌盛，多么动荡，多么无望，爱情总是存在的，它给人最先的生活盼望和最后的生活支柱。爱犹如水，只要有缝隙，就渗入其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玫瑰坝》讲述的就是一个深深的爱情故事。

历史是面镜子，悲剧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个小说作者应该再现悲剧给读者，而不应该评判悲剧。如果小说作者以一种正义在手的架势去评说历史，去控诉历史，那么，他／她的文字是不完全的，是令人遗憾的。多数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那个年代的体制和领导者的错误，悲愤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其实，对那段历史，老百姓们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误区。《玫瑰坝》正是演示了一代人内心的误区，揭示了人们是怎样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境地。

《玫瑰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从１９５０年讲述到１９６１年。全书６０多万字，５８章，９１９页。但是当你阅读时，你不觉得长，作者好象没有多余的话，把叙述对话压缩到了最短的程度。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却没有很多情爱的描写。它像是一本纪实，里面有大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用，还有详细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记录。比如，刚解放时，买一支钢笔要两万圆。对村庄的叙述更详细，有地理地貌描述，村民人口统计，家族关系，还有土改前地主雇农的关系，土地租用的利息百分比，有合作化以后的工分制的执行细节，还有土质，亩产，庄稼轮作套作的知识。总之，它更象一部村史。

《玫瑰坝》语言传统朴实，非常容易阅读。全书似乎只选了所有必须的情节，一个情节是下一个情节周密的铺垫，使素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二）英雄儿女十七八

《玫瑰坝》开篇是土改，它的写法不太像一般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心理，煽情描述，节奏比较快，语言简明易懂。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１９５０年，共产党解放军刚占领中国西南地区，新兴的地方县政府派年轻人去农村搞土改（分田地）。土改工作组都由一个老革命和两名进步青年组成。老革命也就是二十岁出头，进步青年就是向共产党靠近的十几岁的中学生。

小说中详细讲到其中的一组三人，进入玫瑰坝地区，该地区有４２０户人家，２１３１人，就被这三个青年，三杆枪，折腾个天翻地覆。可信吗？你读了这本书，就信了。小说逻辑严谨，环环相扣，不容置疑。

另外两个工作组成员就没有第一组的幸运，受到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的攻击，四个被杀，两个受伤。小说一带而过，毫不罗嗦。同志的牺牲，让玫瑰坝的三位青年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憎恶“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对地主镇压更狠。自己的同学被人杀了，能不报仇吗？仇恨和对立就是这么形成的。

他们仨的工作开始也不顺利，无法展开工作。他们也汇报了展开土改工作的难度——发动不起群众。县委书记说：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多大？你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

这仨人顿悟，马上团结了玫瑰坝地区的青少年们（１０岁到１５岁），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后来，抓地主地主婆，都由这帮红小鬼去抓。工作组的三个人全权把这２１３１人定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这些成分让村民在以后的３０来年里受益或受难。

这让我想到文革，文革不是也靠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吗。我们上小学时，老师不是也讲哪个革命家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刘胡兰１４岁就当妇救会长了，贺子珍１７岁当妇救会长，邓颖超好象也是１５岁参加革命活动的。

从人性来讲，十几岁是最令人关注的年龄，这时期的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包括好坏），偏激，敏感，自以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岁数是最受控制的。如：不能参加选举，不能进入酒吧，即便在超市工作，不得卖酒烟。甚至不能取自己的存款。十七岁以上才能学开车，并且要交几倍的开车保险。由此可见，十几岁的孩子虽然已经是小大人了，可以自立了，但是社会法律却对他们做了最大程度的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上个世纪，几度给十几岁的孩子生杀大权。我们勤劳勇敢，但是却因动乱而落后。

（三）美丽贤慧陈素芬

小说从１９５０年土改写起，经过镇反、大跃进，截止在文革的前期。故事发生在四川一个群山怀抱，只有一条崎岖的山道通向外界的偏僻地区——一个叫玫瑰坝的地方。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在当地被大家认为的知识份子，他有高中学历，是个其貌不扬，彬彬有礼，很有女人缘的小伙子，叫冯东明。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特点表现在对女人美好的描写，以至于我以为作者是位女士。

冯东明一生被三个女人深深爱恋过。不仅如此，还是三个不同凡响的女人，最突出的是女主人公陈素芬。有些评论认为，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太完美了。这里要说些题外话。刚毕业时，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农村工作过一年。象陈素芬这种美丽智慧的女性，我接触过。当时我曾想：知识和智慧不是等同的，广大的农村藏龙卧虎。我不觉得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

陈素芬是地主婆，她的丈夫王秉文拥有水田１２２亩，旱地１５１亩。共产党土改队进入玫瑰坝前，陈素芬劝丈夫带着全家逃到缅甸去。她认为共产党来了以后，地主会遭殃，她丈夫王秉文不信。她劝丈夫道：“你没当过穷人，当然不知道穷人的心。”这是一种很大胆的描写，言辞朴实，句意深刻。共产党就懂这些，在发动群众时就用如下的话做宣传：“穷不可耻，而是光荣，因为越穷的人越革命。”在当时的“革命”就像现在“性解放”一样时髦，大家都想革命，不愿落伍。

王秉文不信妻子陈素芬的话，指出“你没看过几本历史书，不大了解天下的大事”。不仅如此，他还劝土匪头子田永煦接受招安。王秉文自己也愿意把私有土地交出。陈素芬服从丈夫，留在了玫瑰坝。

书中安排的细节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王秉文带着妻子陈素芬去看他们拥有的土地时，看到一块水田漏水，王秉文挽起袖子，用手拢土，去堵漏洞。这时，土改队的三个青年正好路过，他们以为王秉文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就和善地问路，并同他聊起天来，双方感觉非常愉快。这让王秉文很欣慰，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妻子是错的，共产党是讲道理的，根本不用怕。

进驻玫瑰坝后，这三位青年知道王秉文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就再也不与他说一句话了，突然对他横眉冷对了，不理他的询问，开始着手背后调查王秉文的罪行。这样的描写是触目惊心的，点出一个传统的非人道的做事方法。这恐怕不是共产党独家的方法。偏远地区的家族争斗就是这样的，十分惨烈和无情。

当王秉文被土改工作队枪毙前，他“感慨万分地想：‘我真是白活了几十年，白读了那么多书，在素芬看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我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领悟得到。’”

小说没有大书特书陈素芬在失去丈夫后的巨大悲哀，一反一般小说所不肯放弃的情节描绘，而详细写了陈素芬默默的听从土改队员的命令，她带这一个周岁的儿子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小屋，换洗衣服和尿布都没有。

陈素芬的这种恶劣生活条件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她低着头向土改工作组请求她只需要几件换洗衣服和尿布，婴儿没有尿布，一夜不停地哭。她的要求马上被答应，而且工作组还给她更多的东西。原因是组长郝勇爱上陈素芬了，组员冯东明本人性格不很激烈，当然不反对。另一组员范淑君，虽然嫉妒陈素芬的美丽，也没有反对。看着美丽顺服柔弱的陈素芬，恐怕狠不下心。

这段描写自然。首先表现了工作组对地主的严格态度。微妙的是，在不留情面的土改运动中，一种本能的爱慕，可以让一个对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人放弃无情专政，而暗中保护心中的爱人。

小说中类似的情节还出现数次，由于陈素芬的温顺，在郝勇、范淑君、冯东明的努力下，陈素芬的成分变成贫民了，这让陈素芬为此受益几年。

新中国的几次运动中，被镇压者无数。参与镇压者众多，不然也形成不了运动。对于中央文件的理解，各人不同。因着恨和爱，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冯东明对陈素芬是爱护的，同情的。但是他却恨王秉文。他认为５０多岁的王秉文占有２０多岁的陈素芬，可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镇压王秉文。在王秉文死后，冯东明心里还在咒骂这个老地主。

陈素芬对爱情是渴望的。她感激尊重老地主王秉文，但是她又不是烈女，不会为丈夫去死。她想再找一个丈夫，但是她又是宿命论者。她爱上了冯东明，却不愿主动，而是等待着顺其自然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结合。《玫瑰坝》没有一般小说的套路——比如：让有情人终不成眷属；让读者去揪心；在结尾处留个悬念。作者实实在在地成全了这两位爱恋的男女，他们结婚了。作者把爱融入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没有煽情浪漫的情节，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深刻的，坚实的，美好的，有回味的。

（四）聪明谨慎范淑君

范淑君是冯东明的初恋。解放初期，组长郝勇带着两个组员范淑君和冯东明去玫瑰坝搞土改。在一起工作使冯东明和范淑君互相了解和爱慕。她爱他的书生文雅气质，他爱她的聪慧美丽。范淑君是阑县共产党新政权中最年轻漂亮的中级干部。冯东明由于出身不好，没有升级，还是基层干部。这里出现剪刀差，女高男低。

书中有一情节，说土改是消灭剥削，建立平等制度。但是，土改刚结束，干部回城，阑县政府机关大院食堂就实行大灶（基层干部），中灶（中级干部），小灶（高级干部）。干部们没有一个觉得不合理的，认为首长工作辛苦，应该吃小灶。作为情人的冯东明和范淑君，因为级别不同，还不能在一起吃饭了。

范淑君由于出身不富有，人又美丽聪明，党重点培养她，她成长得很快。她一两年内就熟悉了共产党的系统，知道怎样行为说话才是安全的。当她终于向党组织递交结婚申请后，她突然消失了，然后冯东明收到了她的纸条，结束他们的关系。再后来，她被提升为地区团委副书记，很快与地委书记寇家孟结婚。

范淑君与地委领导结婚是她不得以的屈从，她甚至晕厥住院。地委书记看上了她，便假以党组织的名义，派妇联主任来作她的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组织的决议”，和书记结婚。她的“党性”要求她服从“党的指示”，如果她拒绝那桩婚事，她仍然不能与冯东明结婚，党不会批准的。

因为与地委领导结婚了，她晋升得更快，但生活不幸福。可是，她有计划有谋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自己心中的爱人生一个孩子。

范淑君的丈夫寇家孟是个赃官，他贪污，玩女人。女人要是不就范，他会在政治上迫害她们。范淑君为此身心受折磨，但是她忍受了。在文革初期，寇家孟终于成为一场新运动的专政对象，范淑君因此下台，到农场劳改。可是，她有一个和心爱的人所生的孩子，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勇敢地活下去。这个情节着墨不多，非常感人。

（五）四川辣妹王春花

王春花是玫瑰坝人，小村姑。土改工作队在玫瑰坝发动不起群众后，发现从十几岁的少年入手才能打开局面。王春花就是那些少年中的一位，她才１５岁。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后，她有了阶级觉悟，她第一个跳到台上，去打地主婆的嘴巴。在几百年的村史中，第一次出现温柔少女打人的现象，让老少乡亲惊愕。王春花的未婚夫因此退婚，让她颜面丧尽。她去跟干部冯东明哭诉，说她的一生都完了。

冯东明开导她，让她把心放在革命工作上，告诉她，她才１５岁，聪明漂亮，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王春花半信半疑。冯东明还推荐王春花去党校学习。

王春花继续在村里发动青年，搞些文艺活动，她很有创新。她所编排的节目，受到欢迎，县委宣传部让玫瑰坝青年剧组在阑县城乡巡回演出，王春花一举成功，使玫瑰坝也出名了。党又注意到这位出色的小姑娘，她调到省委党校学习，把她当成了一个重点培养对象。

王春花真心爱上了冯东明，她不想离开玫瑰坝。但是，冯东明不爱她，所以鼓励她去党校。就这样，王春花去党校了。凭藉她的机灵，她学会党内市侩语言，从容行贿，在政府内搞好关系，她于是晋升很快。即便这样，她心中纯洁的爱情却丝毫不改，她深爱着冯东明。由于冯东明出身不好，有亲属在台湾做要职，党组织不同意这门亲事。王春花和范淑君一样，对于党组织反对她与冯东明结婚的决定，没有反抗，也不敢放弃政治前途。她终于和别人结婚了。但是，她心中的爱人还是冯东明。

（六）研读马列冯东明

共产党的体制很粗放，是地主，就必须打倒，不管是怎样致富的。共产党的体制又很详细的。比如，共产党干部结婚，要党组织批准。土改工作有系统的训练，生活方面更细了，看看下面的段落，就能窥见一斑：

“集训队里生活紧张，每天天不亮起床，整理床铺，去操场。接着，参加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大会报告，小组讨论，直到深夜。洗脸，刷牙，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都压缩到了不能再短的时间之内。星期日留半天整理内务，领导宣布，队员们应该每个星期换洗一次内衣，每个月换洗一次外衣。”

稍有异样，就会被同志们批评，犯点小错误，几乎不容易打翻身仗。所以，每个同志都是小心翼翼地为革命工作着。冯东明就这样成为了共产主义信徒的。

冯东明被三个女人爱恋过，他真有资格吹牛了。也能靠着两位中级女干部，躲避政治运动。可是，他是呆哥。在初恋情人已经嫁给别人以后，他的感情转向美丽的陈素芬。和心中恋人同住一个院子里多年，他们居然没有身体接触，没有过界，这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共产党先躯在星星之火年代就大开性戒，自由恋爱，换妻换友了。对于革命理论，他们去精取粗，新女性毫不犹豫地做起第三者，理直气壮地当上小妻子。他们的这些事迹过去、现在、将来津津乐地道被人民传扬着、歌颂着。相比之下，基层共产党干部呆得比庙里的和尚都规距，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

冯东明不仅正派规矩，还是马克思的忠实读者，经常夜读资本论。然后，对照着村里的经济情况，把马列理论用在实践中。陈素芬认为他走火入魔了。

冯东明多数情况下很斯文，但时常能做出令人吃惊的暴力举动。当村民继续拜菩萨时，他会把庙里的菩萨的手臂打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把村民的锅都砸了，乡亲们都无法在家中做饭。

这让我想起李志绥的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毛回韶山，想去看一个家乡的庙，老乡说被砸了。李志绥描述道：毛的表情非常悲哀，说庙是村子里人的精神支柱。没钱看病时，拜菩萨，也许能把病抗过去。

小说提到每个运动都有中央文件做指导，但是在执行中央精神时，就是基层干部对档的个人理解了。冯东明是城里人，资产阶级少爷，他不懂农民的生活，他坚决反对封建迷信，毫不犹豫地砸寺庙中的菩萨。正因为他是少爷出身，他就要越发表现革命，来证明自己拥护党，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小说中几次出现类似情节，提到出身不好的人，整起人来更狠。

新中国的一系列运动，是毛巩固政权的措施，手段很左很残酷。这种左的精神从中央散发到全国，距离中央越远的地方，左得越令人难以置信。

冯东明还有一个暗恋他的女人，一个小学教师魏锦雯。在文革前夕，范淑君为了保护冯东明，让他从新做官——当公社书记。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公社书记就是大官，是跑不了的走资派。魏锦雯是革命派，但是，她想保护冯东明。冯东明经过这些运动，对共产党失望了，也不呆了，感到魏锦雯对他的爱，他要利用这个爱，来保护他的妻子陈素芬。他甚至伪装出他喜欢女教师，他竟然跪倒在她面前，因为他已经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厄运。但是为时已晚，魏锦雯已经力不从心。她们都迷失于更惨烈的运动中。

（七）好吃懒做王守伦

所有《玫瑰坝》的相关评论都鞭打了王守伦这个人物，我却不以为然。他是全书的味精，有了他，故事更鲜活起来。

王守伦是村子里的异类，他不像村中的其它青年一样置地盖房，为自己娶媳妇作准备。他的这种想法在现代青年来讲，不是少数。但在那个年月的乡下，他就是无赖。长辈们可以随便在乡亲面前训斥他的懒惰。他不为自己辩护，但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过着一人有饭，全家不饿的日子。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来了，把王守伦这个１８岁的青年看成全村最穷，最重要的团结发展对象。他一下子成为玫瑰坝的要人了，连家族长老都来请他吃饭。他诚惶诚恐。王守伦后来成为公社党委书记，也幸福地恋爱过。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以后，他不呆，知道他的什么行为不触犯党的戒律，什么行为会让他政治生命结束，他在官位上游刃有余。

王守伦心中惦念着漂亮的地主婆。在饥荒年代，他用管理口粮的权力，迫使村里的所有漂亮女青年与他睡觉。他露骨地说只要他看上的女人和他睡觉，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给她们好处。他说到做到。他在最疯狂的时候，也不去打女人，认为好男不与女斗。

他把所有工作给冯东明去做，自己吃喝玩乐。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体系内，只要不犯路线错误，生活懒散是小节，对待工农出身的干部尤其是这样。

在饥荒年间，看到村里有人饿死，他毅然决定向上级隐瞒产量，发动全村村民隐藏粮食。他自己受到毒打，也不说出真相。上级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工农干部呢？收公粮的干部走了以后，他将粮食拿出，分给每个村民五斤玉米。这在吃食堂的年月，是一个壮举。也说明他说话算数。书中提到几次王守伦说话算数的事情。

他的胡作非为终于被一场运动给揭发出来，被打倒了，去劳改了。作者没有给出王守伦后来的下落。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下一场运动来了，他也许会鲤鱼翻身。他是一个政治工具。

我们不用对王守伦这么仇恨，他的行为与很多人比还不是最坏。现在很多名人有二奶？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引诱女人，然后再欺骗抛弃女人，拒绝承认过去的关系，甚至对曾经的二奶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旧享受着公众的仰目。

（八）人生悲喜十八载

《玫瑰坝》写在一个极极端的环境，书中涉及近百人物，不能一一列举。作者不失幽默，在全书中贯穿了爱的线索。爱使人宽容，并愿意在一个严峻的年代去保护所爱的人。在各个运动中，人们行为动机，或源于信仰共产主义，或源于嫉妒，或源于完成上级的指标，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或出于保护其它人，或出于个人恩仇。作者对每个人物都自然地勾勒了合理的人性——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和事都有其两面性，我们身在其中时，看不到事情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走向。但是，事过境迁，我们也许能够清醒些。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村民丁万金得了麻风病。在玫瑰坝的先例中，麻风病人是要被赶到村外荒地，让他自生自灭的。当地干部王守伦正带领村民赶走丁万金时，冯东明赶到，制止了村民的行为，取而带代之的是为丁万金在一片荒地上盖个简易小房，他的全家都跟着他住到那里去了。他们开荒种地，自给自足。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怕受传染。

在饥荒年间，收购粮食的干部也不敢去那里收粮，那里成了世外桃源，他们自己吃不完自己种的粮食。村民饿得也不怕传染了，去那里悄悄买粮，主动地保密。丁家拯救的很多村民的性命。

十八年，弹指间，经历的是腥风血雨，饥饿贫穷，误解羞辱，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即便如此，爱仍然滋润在民间，伴随人们度过一个个苦难，即便最终毁灭，但是，曾经爱过了。

就让历史躺在那里给后人观瞻，而这首偏远山区动人心弦的史诗般的爱情故事会回荡在我的心里。

谢谢作者谢宝瑜。

放一起好，都在小棣的文集里了啊。：))

好像还有凡草一篇。

谢谢各位的评论、支持和鼓励。各位这么热心，使我非常感动。

好啊。

请宝瑜兄将拙文中提及的章节贴出来以供观赏。谢谢。

“例如，<<玫瑰坝>>中幼女时代就嫁给开明地主的女主人公与她早已成为老革命的哥哥之间的对话交锋，实际上透露出作者在世纪末对现代中国历史冷静反思的哲学深度。”

《玫瑰坝》第十三章


    这天晚上，陈素芬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冯东明兑现了他在童年时许下的诺言，同她结婚了。在这个梦里，她的母亲似乎并没有自杀，她的父亲和弟弟似乎并没有去世，她的哥哥似乎并没有逃亡。他们一家人仍然幸幸福福地住在邹家的天井里。因此，迎她过门的花轿把她从那个天井里抬出来，在白鹤镇的大街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又抬回到那个天井里去。当她正在同冯东明一起拜天地的时候，她觉得那个司仪的声音似乎带着一些悲哀，同周围的欢乐气氛格格不入。她悄悄地掀开一点盖在头上的红盖头，瞥了那司仪一眼，惊讶地见到那个司仪竟然是王秉文。正在这时，一颗子弹不知道从哪里飞了过来，把王秉文的天灵盖打得粉碎。她惊叫了一声，大汗淋漓地从梦中坐了起来。

    周围是一团漆黑。夜，仍然是非常地静。孩子仍然在熟睡，鼻息轻微得几乎难以觉察。天井里的那棵软枣树在微风中不时发出一些轻微的沙沙声。

    陈素芬重新躺了下来。过了一阵，她觉得枕际有些潮湿，便用手摸了一摸。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她的眼泪竟然把枕巾打湿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而流泪。也许是在为她自己的苦命，也许是在为王秉文的惨死，也许两者都为。她索性扯下枕巾，用它擦了擦脸，然后枕着手，仰卧着，想着心事。

    自从与冯东明在南箐重逢的那一个瞬间开始，陈素芬的心中就有一丝异样的感觉。最初，她以为这是一种好奇，因为那个「陌生人」长得酷似她童年时代的好友。当她知道冯东明就是邹耀祖之后，她又以为这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可是，当她同冯东明有了更多的接触后，这种感觉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她经常处于莫名的兴奋之中。冯东明的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他的一句毫无意义的话，都会使她激动好一阵。她终于意识到，这种全新的感觉就是爱，就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单方面的情爱。她在书中读到过这种感情，却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王秉文的感情是由什么组成的。那种感情里有一部分是尊敬，更多的却是感恩。可是，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爱冯东明。这种感情好像毫无理由，好像根本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小时候，她倒是经常同冯东明玩结婚的游戏，同他一起拜过无数次的天地。可是，她在那个时候并不理解结婚的真正意义，更不懂爱情是怎么回事。那些游戏仅仅是好玩而已。她逃离家乡后，也经常想起冯东明。在她的脑海里，冯东明一直是一个小男孩，一直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这个小男孩同她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对现实却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事实上，与冯东明重逢之后，她对冯东明的所作所为是很反感的。她认为，冯东明同她的哥哥陈进一样误入了歧途，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她仍然爱他，仍然希望能够嫁给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够同他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从一开始，陈素芬就看出了冯东明和范淑君之间的关系。她对此并不在乎。她认为，自己的身子已经不大清白，她和冯东明又不是同声同气。因此，她无法同范淑君相抗衡。她的要求并不高。她愿意尊范淑君为上，让范淑君做冯东明的正室，她自己则情愿充当冯东明的侧室。于是，她开始暗暗地寻找机会，打算向冯东明和范淑君表明自己的心迹。

    范淑君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立即看透了陈素芬的心思。她利用各种机会，对陈素芬反复强调：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制，对那些娶小老婆的人要严加惩处，直至判以极刑。她的意思很明显：「冯东明属于我范淑君一个人，你陈素芬不能染指！」

    陈素芬对范淑君的话半信半疑。据她所知，国民党政府从前也提倡一夫一妻，也禁止一夫多妻。可是，如果有人真地娶了一个小老婆，国民党政府也不会起诉他，更不会对他处以极刑。她有些不大死心，所以转弯抹角地问了郝勇一通，又问了冯东明一通，这才相信了范淑君的话竟然是真的。她像是跌进了冰水之中，浑身上下都凉透了。她相信，如果她不能够和范淑君一起分享冯东明，她就没有什么戏可唱了，因为她是竞争不过那个女人的。

    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如果是在从前，陈素芬会选择为王秉文守节。玫瑰坝的风俗是，只要寡妇不改嫁，她就可以继续支配亡夫的一切财产。如果寡妇要改嫁，她就必须将土地和房产交还给前夫的宗族，只能带走她自己的首饰和其它细软。既然她对其他的男人不感兴趣，守节又可以让她和孩子不愁吃穿，她就没有理由硬要去嫁人，去开始一个前途难以预料的新生活。如今，她家的财产没有了。她是个女人，不能下田下地，不能养活自己和孩子。如果她要守节，她就只能依靠王氏宗族的接济过日子。时间一长，王氏中就会有人说难听的话，就会有人拿脸色给她看。这样的生活同乞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对于她来说，守节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她的第二个选择是改嫁。她知道自己在外面的名声很好，连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她。很多善良、勤快、忠厚、老实、健壮、英俊的男人都愿意娶她。他们不会很在乎她是一个二嫁，也不会很在乎她拖着一个孩子。可是，自从她尝到了单方面的爱的滋味后，她就不能轻易地嫁人了。她觉得，爱这种感情非常奇妙。它既甜蜜，又苦涩；既幸福，又痛苦。它可以使阳光更加灿烂，也可以使阴霾更加灰暗。这种感情使她心颤，使她经常处于激动的状态之中。她相信，有这种感情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才是美丽的婚姻，才是圆满的婚姻。她并不是非冯东明不嫁。她很实际。她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碰到另外的一个男人，希望这个男人可以在她的心灵中激发起相似的激情来。只有碰到了这个男人后，她才能够毫不犹豫地改嫁。她很清楚，这个男人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碰到的。在改嫁之前，她和她的孩子必须有别的生活来源。不然的话，她就只能放弃对爱的奢望，找一个各方面都还过得去的男人，尽快地改嫁。

    陈素芬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因为她有一个哥哥。人们常说：「长兄如父。」根据古老的传统，她的哥哥有责任像她的父亲一样供养她和她的孩子，一直到她有了新的爱，一直到她改了嫁。因此，她满怀着期望，一心一意地等待着陈进。


    这天中午，陈素芬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个小木凳上纳鞋底，大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这声音震得她的心冬冬冬地直响。她扔下手里的针线和鞋底，急切地跑下了台阶。

    大门被推开了。陈进牵着一匹白马，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陈素芬见了哥哥，激动万分。她泪眼模糊，像泥塑木雕一样呆呆地站在天井的中央，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

    「小妹！」陈进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声。他忘了拴上自己的坐骑，连人带马地向妹妹走了过来。

    陈素芬听到那熟悉的一声「小妹」后，像是从梦中醒来了一样。她扑进陈进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这哭声中有逃命时的恐惧，流亡时的苦难，要饭时的屈辱，等死时的绝望，还有失去母亲、弟弟、父亲和丈夫的悲痛。她哭得身子乱颤，虚汗淋淋，嘴唇也变成了灰白色。

    陈进打过仗，负过伤，在死人堆里滚过爬过，可是从来没有流过泪。这时，他却被妹妹的极度的悲伤感染了。他虽然没有哭出声来，但是，大滴大滴的眼泪却从这个硬汉子的眼里落了下来，把陈素芬背上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

    白马已经长嘶了十几次，黄毛也已经在二人的脚下挤了十几个来回。不知道过了多久，陈进才轻轻地拍着陈素芬的背，低声哄道：「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好小妹，我们应该高兴才对。」他用一只手抱着已经哭成了一团软绵绵的棉花的妹妹，用另一只手把马拴到了天井内的软枣树上。

    陈素芬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她抬起头来，眼睛里仍然闪着悲喜交集的泪花，望着陈进说：「总算把你盼来了。我真怕你这个共产党会六亲不认，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陈进掏出手帕，轻轻地擦了擦陈素芬的泪脸，说：「傻小妹。共产党也是人，能不要自己的亲妹妹吗？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今天才有了点空，我这不就来了吗？」

    陈素芬又恢复了活力。她放好陈进的挎包，打来了一木盆洗脸水。趁陈进洗脸的时候，她撬开封住的煤炭炉，舀出甑子里剩下的一些冷饭，炒了一大碗香喷喷的葱花蛋炒饭，硬要陈进打个尖。

    陈进虽然并不饿，可是为了讨妹妹欢喜，他没有推辞，便大口大口、香香地吃了起来。

    陈素芬坐在对面，欣赏了一阵正在吃饭的哥哥，评论道：「二哥说你的样子没有变。其实，你的样子变了很多。你长高了，长壮了，还有了胡须。要是你不先叫我妹妹，我还不敢认你呢！」

    陈进咽下口里的饭，说：「你的样子也变了。不过，你的样子变得有些像妈妈，所以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陈进吃完饭，一边喝茶，一边听陈素芬诉说亲人们的遭遇。他为弟弟的惨死感到伤心，为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为自己的如花似玉的妹妹被那个老朽地主玷污而感到气愤。因为这些，他更加痛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对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他听陈素芬讲完了那些悲惨的往事后，沉默了一阵，点燃一枝香烟，问：「小妹，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爸爸不在了。你是哥哥，我是妹妹，我听你的。」陈素芬说。

    陈进说：「现在解放了，不兴封建主义的那一套了。不能什么事情都由我说了算。你自己的事要你自己拿主意。我只能给你提建议。——你来县城吧，好不好？我不是要你来县城吃闲饭，我想让你……」他没有想好应该给妹妹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犹豫了一下。

    陈素芬说：「我也不喜欢吃闲饭。你不是说大嫂经常在外面跑吗？家里没有个女人就不成个家。我去县城帮大嫂管家看孩子。」

    陈进皱着眉头说：「你怎么一说就管家看孩子？你就不想干点正事吗？」

    陈素芬有些糊涂了。她问：「管家看孩子不就是女人的正事吗？」

    「女人难道就只能管家看孩子吗？」陈进问。 「你看你大嫂，她天天在外面为革命而奔忙。她干的事才是正事。我们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男人做得到的事，女人同样也做得到。你为什么要自轻自贱，把自己限制在家务事的小圈子里呢？你可以像你大嫂一样出来工作嘛。」

    陈素芬说：「大嫂是大嫂，我是我。我觉得，管家看孩子才是女人的本分。」

    陈进沉痛地说：「小妹，看来，你已经中毒不浅了！」

    「中毒？我中什么毒了？」陈素芬吃了一惊。

    「封建主义的毒！」陈进宣布道。 「封建主义就是要把妇女禁锢在家里，不准她们出去工作，以便更好地压迫她们。小妹，你知道男女之间为什么会不平等吗？你知道妇女受到的压迫为什么会特别沉重吗？」

    「不平等？特别沉重？二哥也这么说过。可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过。」陈素芬说。

    陈进说：「在中国，几千年来，地主阶级搞的都是男尊女卑的那一套，使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前，妇女不仅要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还要受丈夫的压迫。因此，我们说，妇女受到的压迫比男人受到的更加沉重。传统的势力剥夺了妇女的很多基本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作的权利。妇女不能走出家门，不能出来工作，在经济上就不能自立，就不得不依附于丈夫，就不得不接受丈夫的压迫。如果妇女能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参加生产劳动，她们的经济地位就会得到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随之得到提高，她们就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取得同男人平等的地位。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放妇女，给她们出来工作的权利。」

    「大家都出来工作，家里怎么办呢？孩子谁来看呢？」陈素芬问。

    「男人也应该分担家务事，也应该看孩子呀！不过，大部分家务事应该社会化。例如，看孩子就应该社会化。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让托儿所的老师来看。托儿所的老师有知识，有经验，比起一般的父母来，她们能够更好地培养孩子。孩子在托儿所，从小就过集体的生活，更容易培养起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我们还要办公共食堂，让专业的厨师来做饭，把妇女从厨房里解放出来，让她们出来和男人一起做工，一起种田。」

    「大哥，你们共产党真要把我们女人赶去工作吗？」陈素芬问。

    陈进纠正道：「不是赶你们去工作，而是让你们妇女取得出来工作的权利。从你的表情来看，你好像不相信我们要为妇女谋福利？」
    陈素芬想了想，忧虑地说：「大哥，你刚才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好听，但是对我们这些女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陈进大为惊讶。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编造的，而是党的既定目标，也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武器。过去，每当他给妇女们这样讲时，他都会得到热烈的回应。有些妇女听到后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投身进革命的队伍中来。他没有想到陈素芬会有如此荒谬的看法。于是，他严肃地问：「为什么呢？」

    陈素芬说：「男人在外面干的是重活，脏活，危险活。女人不是干不了这些事情。古代的花木兰就去打过仗。可是，打仗就有被打死的可能，干重活就有被累坏的可能。我觉得，男人不让女人干这些事，不是压迫女人，而是爱惜女人。他们知道女人的身子弱，容易受伤，所以不应该出来工作。男人为全家挑起了衣食的重担，女人当然应该体贴他。我给二哥讲过，男人累了一天回来，女人给他端个茶，递个水，也算不得是受了他的压迫。这是女人对男人表示感谢的方式。男人喝了女人端来的茶，用了女人端来的水，心中感到暖和，他在干活的时候就会多加一把力，用这种办法来感谢女人。男人能够干重活，做家务事却不行。那些没有女人照顾的单身汉，哪个的窝里不是乱七八糟的？哪个不是饱一顿饿一顿地过日子的呢？女人的心要细得多。一家人不管有多穷，只要家里有个女人，这家的人走出来，个个都是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让男人管外面的事，让女人管家里的事。这样，男人感谢女人，女人感谢男人，夫妻就会和睦，家庭就会兴旺，对男人和女人都有好处。我们的祖先定下男主外、女主内的规矩是有道理的。」

    陈进说：「看来，封建礼教的毒素在人们的头脑里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不仅很多男人压迫了妇女还不知道，连很多妇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不仅男人没有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连很多妇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砸碎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枷锁，解放人们的思想，使男人懂得尊重妇女，使妇女懂得尊重自己。」

    「『三从四德』有什么不好？怎么要砸碎它呢？」陈素芬问。

    「你知道『三从四德』指的是什么吗？」陈进反问道。

    「怎么不知道？」陈素芬说。 「『三从』指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知道还要说它好？」陈进感叹道，为妹妹有如此顽固的封建思想而感到痛心。他说：「『三从』要妇女一生一世都要服从于男人。丈夫死了，她甚至必须服从自己的儿子。这难道不是对妇女的压迫吗？」

    陈素芬说：「大哥，你的说法可能不对。照我的理解，这个『从』字的意思不是『服从』，而是『跟从』。子女对母亲要孝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古话说，『只有不是的子女，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就是说，即使父母错了，子女也必须服从。大哥读过古诗《孔雀东南飞》吗？在那首诗里面，那个当儿子的焦仲卿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照他母亲的吩咐去做。这就是说，古人绝不可能要求一个母亲去服从她自己的儿子。『三从』的意思应该是，女人在幼小时跟从父亲，由父亲提供衣食，抚养成长；女人在出嫁以后跟从丈夫，由丈夫提供衣食，互爱度日；女人的丈夫不幸死了，她就跟从儿子，由儿子提供衣食，养老送终。『妇德』要求女人心地善良；『妇言』要求女人说话和气；『妇容』要求女人干净整齐，『妇功』要求女人做事勤快。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为了女人好，不像是压迫女人的东西。」

    陈进对「三从四德」的解释是从上级领导的口里贩来的。他四处兜售这个版本的解释时还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这天，他第一次听到这几句话有第二种解释。他感到很吃惊。他知道「三从四德」的说法来自《礼记》。可是谁会去看那本艰深无味的古书呢？绝大多数人都是望文生意地去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他相信自己的领导是对的，他妹妹是错的。不过，他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上下文，无法以有力的证据来批驳陈素芬的谬论。好在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没有去纠缠哪种说法正确，而是话锋一转，问道：「男人三妻四妾，却要妇女对他忠贞，这算不算是压迫妇女？这算不算是男女不平等？」

    陈素芬说：「在我们玫瑰坝，就只有林保长一个人有两个小老婆。少数男人做的事，怎么能够算在所有男人的头上呢？」她沉默了一阵，幽幽地说：「其实，要是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你们就不应该管人家。人家吃不成肉，想分一点汤来喝，为什么不可以呢？连汤都不准人家喝，还说是对人家好，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啊？」

    「你看你！竟然会为这种压迫妇女的非常丑恶的制度辩护！还不肯承认自己是中了封建主义的毒。」陈进感慨地说。 「照你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可以同时嫁给两个男人了？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吗？」

    陈素芬自知理屈，所以没有吭声。

    「这仅仅是男人压迫女人的一个例证！」陈进雄辩地说。「『三纲』中不是还有个什么『夫为妻纲』吗？《女儿经》中不是说即使丈夫错了，女人也不要同他争辩吗？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小妹，你是一个受压迫的女人，你应该起来反抗，起来斗争。你应该出来参加革命的工作。」

    陈素芬说：「如果你们共产党硬要把我们女人赶出去工作，硬要逼我们女人去干男人才干的那些重活脏活，女人就会多受好多累。女人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后还得继续干活。就算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人做饭，有人看孩子，女人也还得扫地抹桌子，还得缝补浆洗。男人生来就粗心，不是做不好这些事，就是想不起要做这些事。女人爱整洁。她们回到家，看不过家里的乱糟糟的样子，只好自己动手去收拾。这样一来，女人里里外外都要受累。依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呢！」

    陈进说：「你担心女人会多受累，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后，做工、种地都使用机器，不像现在一样要下死力气。人们只要按按电钮，扳扳操纵杆，就可以了。今天的苏联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里的妇女和男人一起做工，一起开着拖拉机种地，一点也不辛苦。家务事也可以用机器来做。洗衣服有『洗衣服机』；扫地有『扫地机』；粗心的人可以使用『提醒机』。到了那个时候，男人可以做好家里的事；女人也可以做好外面的事。你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会多受累吗？」

    「那就等有了那些机器以后我们女人再出去工作呀！」陈素芬说。

    「干革命怎么能够等呢？如果我们不干，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陈进说。

    「你给我们女人几件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却要我们女人出去工作，这同骗人有什么两样呢？」陈素芬固执地说。

    「怎么是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呢？」陈进说。「我刚才所说的『洗衣服机』和『扫地机』在苏联早就有了。我提到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在县城里也已经办起来了。我们县城里的几十个干部现在都在伙食团，也就是公共食堂里吃饭。我和你大嫂把你姪女放在托儿所里，由那里的老师看管。工作忙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接她回家一次。工作松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星期接她回来一次。这样，我们才没有后顾之忧，才可以一心一意地干革命工作。」

    陈素芬叹了一口气，说：「一个月才看孩子一次！你们怎么会这样狠心呢！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我总觉得，父母中要有一个人经常和孩子在一起才好。我担心，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出去做事，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孩子长大后对父母就会没有感情，就不肯听父母的话，就不会孝敬父母。」

    陈进说：「孩子不光属于父母，也属于党，属于人民。孩子长大后不光要对父母有感情，不光要听父母的话；更要对党和人民有感情，更要听党和人民的话。父母、老师、邻居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来教育孩子，难道不比一个母亲更强吗？」

    这时，王守礼醒了，在卧室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陈素芬起身，把孩子抱了过来，然后便忙着给他把尿，喂米糊糊。

    陈进见到这个孩子，就想起那个可恨的老地主，感到有些厌恶。只是因为害怕伤了妹妹的感情，他才强压住这些厌恶，没有表现出来。他点起了一枝香烟，默默地看着陈素芬在那里忙忙碌碌。

    陈进这次来玫瑰坝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动员陈素芬参加革命工作。就像其他在旧中国长大的人一样，陈进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寡居的妹妹。此外，阑县人民政府刚刚成立，也需要吸收大量的人手。此时他对久别后重逢的妹妹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他的这个妹妹头脑清楚，说话很有条理，只要把她脑子里的封建思想清除干净，给她换上共产主义的思想，她就可以成为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干部，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一个很能干的领导干部。他主意已定，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说服妹妹参加革命，让她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作一些贡献。于是，他诚恳地对正在喂孩子的陈素芬说：「小妹，可能你对我刚才说的话还不大理解，或者是还不肯理解。可是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你的亲哥哥，没有理由要来欺骗你。妈妈、爸爸和小三为什么会横死呢？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糟蹋呢？我们一家的遭遇说明了旧社会是黑暗的，邪恶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我们推翻了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现在要建设一个公平的、繁荣富强的新社会，让天下的老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们还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不管是什么人，他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穿什么就有什么，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无论男女老幼、体强体弱，都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共产主义的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能获得。我希望你能参加到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来，和你的哥哥嫂嫂一起并肩战斗，为党和人民做点事，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生活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陈素芬对她哥哥的这番话并不陌生。冯东明在玫瑰坝搞土改的时候就对她反复地讲过这些东西。 「你说了那么多，原来是为了把我拉进共产党里去呀。」陈素芬想。她沉默了好一阵，问：「大哥，你杀过人没有？」

    陈进听出了她的担心，说：「要你参加革命的队伍并不是要你杀人。干革命有很多种方式，有和平的方式，也有暴力的方式。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我们使用暴力手段来干革命的时候会越来越少，使用和平手段的时候会越来越多。前一段时期，我们阑县有蒋匪的散兵游勇，有土匪，我们给土改工作组发枪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土匪一肃清，我们就把枪收回去了。我们有解放军。在一般情况下，普通的干部并不需要进行武装斗争。当然，如果阶级敌人拿起刀枪向你扑来，你还是应该拿起刀枪自卫的。」

    陈素芬想：「说来说去，你还是要我去杀人。」她喂完孩子，放下碗和调羹，抬起头来，坚定地说：「我不愿意参加你们的那个革命队伍。我不喜欢你们的那个共产党。你们共产党来到玫瑰坝就乱捆乱杀。你们已经打下了天下，就应该有个坐天下的样子。俗话说，『人命关天。』以前杀一个人，要过几次堂，要给人家一个喊冤的机会，要把文书送进京城，由皇帝亲自批准，还要等到秋后才问斩。你们共产党呢？连堂都不过，上午把人抓出去，下午就把他杀了。」这些话使她想起了王秉文死时的惨状，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流。她掏出手帕，擦干眼泪，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说：「我也恨那个旧社会，也希望能够见到你们的那个新社会。可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做法。你们把完全是无辜的人弄来恶狠狠地乱斗一通。那个慧通和尚是个出家人。他以慈悲为怀，走路的时候连蚂蚁都怕踩死，从来没有得罪过人。你们却把那个老人捆得三天下不了床。林国盛和王秉铭都是老老实实的种田人。他们炒菜的时候连油盐都舍不得放，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点钱，买了点便宜的土地。你们抢了人家浸满血汗的土地不说，还要捆人家。那个王秉铭想不通，分了他家土地后的第三天，他就用一条绳子上了吊。守礼他爸爸知道你们要分土地。他的确是心疼祖上传下来的那些土地。可是他也没有说不让你们拿去分哪！他把地契整理好，只等你们来找他要。可是，你们……你们……」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进静静地等待着陈素芬平静下来。他认为，陈素芬受王秉文的欺骗和毒害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从革命的工作出发，陈进并不赞成判处王秉文死刑，因为当时工作组搜集到的罪行材料还略嫌不足。此外，工作组杀一个人就可以树立起威信来了，杀两个人并没有必要。可是，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完全没有损害到那次斗争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那次斗争会，玫瑰坝工作组成功地发动了群众，在全县最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各项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那次斗争会是一次成功的现场示范。各个工作队的队长在那次斗争会上学会了怎样控制会场，怎样唤醒群众，怎样激发群众对剥削阶级的仇恨，怎样以斗争会这种形式开展阶级斗争。王秉文虽然可以不杀，但是这个老地主剥削过人民、压迫过人民，仍然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不可以不斗。如果单从个人的感情出发，陈进觉得王秉文完全该杀，因为这个老地主玷污了他最疼爱的妹妹，给妹妹的未来投下了一大片阴影。为此，他还在心中暗暗地感谢那个愚蠢而又鲁莽的谭伟民呢！

    陈素芬终于把自己控制住了。她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一种什么邪教……」

    「共产党不是邪教！」陈进不能容忍任何人攻击污蔑共产党，所以打断了她的话。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共产党，你就会热爱她。」

    陈素芬说：「不管共产党是什么，反正我很怕它。郝组长和范干部平时说话和气，乐于助人，尊老爱幼，不偷不抢。总之，他们看上去就像任何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样。可是，在转眼之间，他们就可以变得杀气腾腾，就可以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来。二哥也变得同他们一样了。他平时还是像过去那样温文尔雅。可是，几分钟之内，他摇身一变，就变得凶神恶煞的了。他杀了人之后，还来找我要『子弹费』。你说吓人不吓人？他们就像是患有羊角风的人。平时好好的，可是在突然之间就会抽起风来，抽过之后又像没事儿的人一样。所以，我不敢参加你们的那个革命队伍。我怕中了共产党的邪，也变得像他们一样，无端端地跑去乱捆无辜，乱杀无辜。」

    陈进再也忍不住了。他呵斥道：「你才是中了地主阶级的邪！我们恐怕得费很多的力气才医得好你了。我们共产党讲的是『爱憎分明』。我们爱人民，恨敌人。我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作假，不虚伪，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我们努力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必要时甚至可以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对阶级敌人却要残酷斗争，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剥削阶级和我们不同。他们在骨子里把劳苦大众恨之入骨，他们的手上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可是他们却满口都是仁义道德，脸上装出一副伪善的笑眯眯的样子。你过地主的生活久了，屁股已经坐到他们的那一边去了，所以才看不惯我们的那些干部。看来，改造你的任务还很艰巨呢！」

    陈素芬见哥哥动了真气，再也不敢继续胡说八道了。可是「残酷斗争、穷追猛打、毫不留情」这十二个字对她的震憾实在太大。每当她想到这几个字，她的身子就忍不住要打一个颤。

    陈进见妹妹脸色苍白，后悔自己说话的语气太粗暴了。他知道，父亲和弟弟的惨死，妹妹的苦难，都是旧社会造成的。这几笔账都应该记在剥削阶级的身上。可是，他自己轻举妄动，左倾冒险，也起了很坏的作用。为此，他在心里感到非常内疚。他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陈素芬的头说：「对不起，小妹。我不该对你这样粗声大气地说话。」

    陈素芬却说：「不要讲这种话。你是哥哥。你骂我是应该的。」

    听了这话，陈进又皱起了眉头，一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才能把妹妹的这些封建毒素清除出去。他想了想，说：「东明说，爸爸就埋在这里，小三的坟也迁过来了。你带我去看看他们，好吗？」

    「糟糕！光顾着和你说话，连供品都没有准备。」陈素芬惊呼道。

    陈进指着挂在门后的挎包说：「我带来了爸爸最喜欢吃的肉包子和小三最喜欢吃的棒棒糖。」

    陈素芬松了一口气。她将一些香烛、冥钞、酒瓶、酒杯之类的东西装进一个竹篮，然后背上孩子，挎着竹篮，同陈进一起朝西山走去。


    兄妹俩各自想着心事，走了约半个小时，来到了父亲和弟弟的墓地。陈进见到父亲的坟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座坟墓坐西向东，建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包上。墓前有一块高大的青石碑，墓身用大块的青石条砌成。按照当地的标准，这座坟墓应该是很豪华的了。陈进心想：「看来，这个老地主为了欺骗小妹，还真是花了不少的本钱。怪不得小妹要上他的当，会接受那么多的封建思想。」

    小三的坟墓就在他父亲的左边。这座坟就小多了。坟前的石碑只有三尺来高，坟身用黄土堆成，周围砌了一层西瓜大小的块石，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坟墓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座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得出，陈素芬是经常要到这里来的。

    陈素芬数了数。陈进带来了十五个肉包子，十个棒棒糖。她在父亲的坟前放了五个肉包子，三个棒棒糖，点了三只蜡烛。接着，她点着三根线香，递给陈进，要他捻香而拜。陈进拜后，她又递给他三杯酒，要他祭酒。陈进祭完酒后，她又要他跪在地上，给父亲的亡灵磕三个头。

    陈进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灵魂。他来看父亲和弟弟的坟，只是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而已。他对陈素芬的这些封建迷信的仪式本来是要嗤之以鼻的。可是，由于他刚刚粗暴地斥责过妹妹，心中十分过意不去，不愿再次伤害妹妹的感情，所以姑且把这些仪式当成是寄托哀思的方式，一一照办了。

    陈进磕完头后，陈素芬自己也捻了香，祭了酒，磕了头。她又把着王守礼的手，将这些动作重复了一遍。最后，她在坟前烧了些冥钞，完成了最后的一道程序。

    这套仪式在小三的坟前又重演了一次，唯一的不同只是陈进和陈素芬都用默哀代替了磕头。

    祭完父亲和弟弟后，兄妹俩在坟前席地而坐，聊了一阵。陈素芬见两个人之间的气氛重归温暖之后，便小心翼翼地说：「我想带你去守礼他爸爸的坟前看看。」

    陈进一直在回避着，不想谈起王秉文。现在，他见自己已经无法回避了，就严肃地说：「不行，我不能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地主分子。我们之间是敌我关系。你也不能去。你和他之间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关系。」

    陈素芬说：「爸爸是他送的终；小三是他埋葬的；我是他救活的。他对我们陈家有恩。你错杀了他，就应该在他的坟前道个歉。不然的话，爸爸在阴间见到他会羞愧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陈进冷冷地说：「他有什么恩啊？你上了他的当，至今没有看穿他的诡计。东明和小范给我讲过这件事的始末。那个老地主做的那一切都是因为他看见你漂亮，想要霸占你，才做出来欺骗你的。这个老家伙从来就没有安过什么好心。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地主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陈素芬气愤地说：「你们的干部不是把我也定成地主分子了吗？这么说来，我也成乌鸦了？我也成坏人了？」

    陈进耐心地说：「你和他完全不同嘛。你从小受苦，根子是正的。我动员你出来参加革命，说明我仍然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妹，说明我相信你头脑里的封建思想是可以清除干净的。你现在应该醒醒了。你要是再执迷不悟，心甘情愿地当封建制度的殉葬品，恐怕将来连我也救不了你。」

    陈素芬继续为王秉文辩护道：「就算是他欺骗了我，那也不是死罪呀！我早就想问你了。你说，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陈进虽然明知王秉文不是死罪，为了维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仍然说：「他高利盘剥，私藏武器，勾结土匪，强奸妇女，怎么不是死罪？」

    陈素芬反駮道：「他的利息才三厘，同在你们人民银行存钱的利息一样，怎么是高利盘剥？那把剑在堂屋里挂了几十年，人人见到过，怎么算是私藏？土匪来抢粮，他不得不给，怎么能说是勾结？姚凤英不愿意嫁给孟福宽。她误以为你们共产党要逼她当众讲出自己的心事来，所以才在台上哭。这怎么和强奸妇女扯得上？」

    陈进本来就觉得谭伟民宣布的这四条罪状有些勉强。此时他顺口说出来，不过是为了堵住陈素芬的嘴巴而已。他没有想到陈素芬会一条一条地辩驳，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受了窘以后，恼羞成怒，大声说道：「即使他当时不该杀，现在也该杀。我们马上就要贯彻《婚姻法》了。他霸占你的时候，你才十六岁，不到结婚的年龄。凭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判他个强奸幼女罪，把他杀掉！」陈进一直深恨王秉文那个老家伙玷污了自己的妹妹。情急之下，这几句气话就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其实，除了重婚需要纠正外，《婚姻法》并不追究过去的那些非法婚姻。当时的早婚非常普遍。如果真像陈进所说的那样，娶个十六岁的妻子就该杀掉，一半以上的已婚男人就要掉脑袋。这几句话虽然让陈进出了一口在他的心中闷了很久的恶气，却使陈素芬误以为共产党不讲法制，想杀谁就杀谁，根本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有死罪，从而加深了她对共产党的成见。

    陈素芬知道再同陈进斗嘴也没有用，只好低下头不说话了。

    兄妹俩在山坡上默默地坐了十多分钟。两个人的心情都不太好。


    在回村的路上，陈进再次动员妹妹参加革命工作。陈素芬却只愿意去县城帮哥哥管家看孩子，不愿意参加革命。陈进解释道，他虽然是县长，由于国家对脱产干部实行供给制，他只有很少的零用钱，无法养活妹妹和她的孩子。他说，如果陈素芬参加了革命，当了干部，国家就会把她和孩子的生活包下来。他提出，陈素芬先去县城里试一试，看看自己喜欢干什么革命工作，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陈素芬却坚决地表示，就是饿死，她也不愿意为共产党做任何事情。

    陈进见陈素芬的态度非常坚决，也无可奈何，只好要妹妹好好地考虑考虑他的建议。由于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回到龙泉村后，也没有休息，就骑上马，回县城去了。

朱小棣的评论有理，说出了《玫瑰坝》未能在国外畅销的原因之一。但我以为，如果此书能够在国内出版，一定会大获成功。我倒是不担心其文风文体，此书的价值在于其历史性的真实和作者的视野。

谢谢廖康兄的一贯鼓励。

“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绿野出版社2006年版)是海外文学的巨著，长达六十万字，”

我不知道宝瑜能否把这60万字，参考文友们的反馈，缩写成20万字？我把追逐从16万字缩写到5万，个人认为是很好的一次训练。

60万字，的确太长了(国内出版社不接有他们的道理)，现在的人们阅读不够耐心(尤其对新人的作品)，这是客观情况。

中国不能出版这本书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不是因为长度。

在台湾、香港出版，应该没有意识形态的理由吧？

剩下的还是长度？：))

唉，这好的书，为什么要缩写呢。

我不敢相信中国有谁敢出这本书。它触到太多的敏感历史了。

我也不敢指望香港台湾肯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中讲述的历史，好象不是他们能理解能想象的。

但是，没人敢或着肯出版，不等于这本书就该把那些敏感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历史“虚掩”起来，好让篇幅缩短。以上面的摘抄为例，写得多么真实、深刻，多么震撼人心！但就凭上面这段，有胆魄出版这本书的国内出版社恐怕不容易找到！而如果宝瑜把这段删掉，那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又能剩下多少了呢？

谢谢Yongbo的谬夸奖。

你说得对，台湾的出版商似乎对我们大陆人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感兴趣。多年前曾经给他们联系过，他们连阅读一下稿子的兴趣也没有。

可是印象中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台湾先出的啊。

谢谢为力的建议。我在写的过程中就觉得太长，所以后面的部分就写得比较简略。凡草曾经批评过我，说后面的部分不如前面。写作太难了。

也许是我找错了对象吧？当时我同“时报出版社”，“麦田出版社”，“九歌出版社”等十来个出版社联系过。

本章是全书的精华，当然不可删除甚至删减。所以我才点名要他贴上来。至于其他章节，当然还有删改的余地，但绝不是缩写本。这和为力的《追逐》完全是两码事。应该说，是大陆需要出版《玫瑰坝》，而不是《玫瑰坝》需要在大陆出版。可是目前大陆只能意识到它需要出版《追逐》。这就是《追逐》的幸与《玫瑰坝》的不幸。

哎，苹果和桔子不能相比。

我建议“缩写版”，并不是说宝瑜就放弃了60万字的原文版。两个版本都在宝瑜手里握住着。敲门虽然不容易，但可以准备两块“砖头”啊。

《玫瑰坝》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读后很震撼。小说虽然很长，但是没有拖沓的情节。政治运动太残酷了！

谢谢月满西楼对拙作的过高评价。

Right!

这和为力的《追逐》完全是两码事。应该说，是大陆需要出版《玫瑰坝》，而不是《玫瑰坝》需要在大陆出版。可是目前大陆只能意识到它需要出版《追逐》。这就是《追逐》的幸与《玫瑰坝》的不幸。

-------其余都很同意，除了一点——大陆现在不需要玫瑰坝。

这正是大陆的不幸啊。它需要的是深刻的反思，而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只意识到要反贪，所以需要《追逐》，却不晓得更需要反思，也就是更需要《玫瑰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