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所有可见与不可见的进步里，最使我心头暖暖感到振奋的，莫过于人们对烟害的觉醒与认识。一九七八年我回台湾参加一个会议，看到长长的会议桌上，除茶水外，竟放著一包包装潢美丽的香烟。而瘾君子们更是毫无忌惮地在会场上吞云吐雾，旁若无人。我同一位官员提起烟害这桩事，他反问道：“你知不知道，全台湾的公务员及教师的薪水有多少来自台湾烟酒公卖局？”回到美国后，我忍不住写了下面这首〈警告：香烟即鸦片〉的诗：

                吞进吐出
                吞进吐出
                悠闲地为自己
                编织一张麻醉的网

                大大小小的鸦片战争
                也不知打了多少次
                每次照例是割肺赔肠了事
                只当年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
                现在却换了个理直气壮的大招牌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

        一九八零年我头一次回大陆探亲，同二哥从广州搭乘小飞机到汕头，有一首叫〈孤单的旅程〉的诗，记述了我当时的经验：

                烟雾弥漫的机舱里
                眼睛们早已
                视而不见
                “禁止吸烟”
                “请系安全带”

                从广州到汕头
                我发现
                我竟是机上
                唯一
                失去自由的旅客

飞机安全着陆后，二哥笑指著磨得光秃秃的着陆轮说，要是飞机真的掉下来，你想绑不绑安全带会有什么分别吗？

        回到老家，发现除了二哥外，比我小十岁的弟弟也是个大烟客，连我年迈的母亲也在抽烟。知道我对香烟的强烈反感，在我停留的那几天，他们都暂时戒了烟，但我看得出他们强抑烟瘾的不安，心中不免微微感到歉疚，特别是对年纪已大的母亲。那时候洋烟难求，几乎所有返乡探亲的旅客，都手里拎著两条免税过关的洋烟，作为赠送亲友的好礼物。只有我两手空空。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邻座一位中年妇人，听说我放弃购带免税烟的权利，连呼可惜。我想她一定在暗笑我的迂腐与不近人情。后来二哥自动戒了烟，弟弟也在我减少汇款回家的威胁下，勉强同意戒烟。但我一直不敢问起，九年后去世的母亲，生前是否也戒了烟。

我手头的《鸦片》书中说，如果当年清朝选择了香烟，而不是鸦片的
话，中国近代的历史恐怕不一样的。

这篇诗文的讽刺味儿很浓,有意思!

非马先生有没有想过，在自由世界里，自由意味着你不仅可以选择‘好’的，也可以选择‘坏’的？

文取心先生好!当然想过.只是我觉得无论好坏,只有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非马先生好。你是否觉得我们人类对自己已获得的知识太肯定了一点，我们在科学和人文领域里看到太多的昨是今非，也许再过三十年，报上大肆刊登‘吸烟的好处’？

不妨碍他人，这点很重要。

其实，欧洲人抽烟也是没有禁忌的，就象美国人的噪音，

也没有禁忌。

文取心先生好. 人类的知识永远不可能完整,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目前所知,尽量做出最佳的判断与决定罢了.不过吸烟的害处是积累了多年大量的科学证据得到的结果,不是少数几个人所做的即兴实验(如喝咖啡对身体的好坏),连靠烟草赚钱的烟草公司都不否认.我不相信三十年后会有不同的结论.当然,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如人类基因的改变)而得到不同的结论,那时候我们再来开怀吸烟吧.

对于吸烟、吸毒者而言，吸烟吸毒使生活和生命的精神质量提高了。反对者说有害身
体健康，那是指物质质量降低了。但吸烟者宁愿以“精神质量”来换取“物质质量”，
所以常常听到瘾君子说“少活几年就少活几年好了”。

吸烟吸毒者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质量，这应该是他们的自由。当然，这选择不应该建
筑在侵犯他人的选择，也就是不吸二手烟的基础之上。

加拿大好像都不让人在自己的汽车里吸烟了。这步伐走得太快了些吧。

我是说三十年之后人类对付癌症就像对付感冒一样，心脏病再也不是问题，生化公司上门推销要人换个新心脏，像现在做个激光近视眼手术一样。而普遍的精神沮丧却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反烟的观点可能会重新调整了。

我想,说“少活几年就少活几年好了"的人大多还没得病,以为自己与众不同,不会成为统计中的一个数据.我不知那些不幸得了病的人是否还会那么潇洒?当然得病的原因很多,吸烟只是其中比较严重而且有可能避免的一个.

说到底，人的生命，健康哪是一根烟所能左右的。在特拉维夫街头走走，旁边那个包头巾的妇女也许腰里绑了炸药，下一分钟就把你送上天去。晚上睡睡觉，一场地震可能把你埋在瓦砾之中。高高兴兴出门旅游一次，也许碰上劫机的恐怖分子。你去街角买包香烟，都可能撞上醉酒驾车的圣诞老公公。人生在这世界上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何必为了小小的一根香烟大作文章呢？”

人生中的确有许许多多不可测的因素,谁也无法把握预防.但对于一些可测或可防的因素(如吸烟),我想能免则免吧.不过每个人对生活与生命的看法都不同,没必要勉强求同.

那是那是。

恨烟爱烟，各有其理；撰文表达，也是权力。求同存异，皆大欢喜。

非马先生是我敬佩的前辈，讨论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想表达不同的观点而已。
非马先生是个诗人，不知你对金斯基作如何之想？对阮籍嵇康的放浪形骸又如何看法，或对海子和顾城又作何想？生命是唯一的还是体验是唯一的？
新左派的观点是他们发现了一些最公正的，最民主的，最健康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不余遗力地灌输给一般民众。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无形中却把自己放到上帝的位置，上帝本以‘选择’两字来注释人的生命。
我只是诧异诗人除了对长短律的考量之余，对现实中的秩序是如何认识的？

高兴同文取心先生交换意见.我想只要是就事论事,根本不存在敬与不敬的问题.
我一向认为诗人也是人,是社会的一分子,没理由要自认不凡,或高人一等.而人是复杂的动物,各有各的性格脾气,你提到的这些诗人,我相信如果他们不写诗,也可能会有同样的行为,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诗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媒介,像醉人的酒一般.历史上有许多循规蹈矩清清醒醒写出好诗的人,也有许多放浪形骸迷迷糊糊写出好诗的人.只要他们写出来的是好诗,我都把他们当成好诗人.至于他们的行为,我认为是他们个人的事,同诗人的身份不应该有必然的关连.如果有,也是社会的观念造成的.像我相识多年的顾城,我便认为是社会的压力害了他.把他捧成明星或神,终于导致他无法在现实里安身.

“我便认为是社会的压力害了他.把他捧成明星或神,终于导致他无法在现实里安身。”

简单、片面化化了。被捧成明星的诗人作家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有，绝大多数都好
好地在现实里安身，而不是一定要去杀人。古今中外自杀的诗人不少，杀人的诗人
还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是啊，现代诗人生存都不容易。

另外现代诗人求怪逐异，弄得自己神经够弱的，一根稻草都能吓死掉。

诗应该是比较自然的东西，慢慢积淀，这点我同意蒙田。

伊甸就很好！

的确是简单化片面化了.我要说的是,社会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导因,不幸又刚好作用在顾城这样的人身上.顾城后来的精神状态已不稳定,可惜许多人还以为这是诗人的特征,而不是一种病,没要他去就医.
还有,如果顾城不写诗,而是当了歌星,或根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我想他还是有可能去杀人的.所以我们没必要把他当成"杀人的诗人",只是一个"杀人的人".刚好这个人又写过几首好诗而已.
几年前我曾参与一个医疗中心的研究工作,发现人体内的金属含量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极大的影响.许多有暴力倾向的人都有一个金属含量极度不平衡的共同点.说不定顾城便是这样的人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包括写诗的人)以平常心看待"诗人"这个身份.一个"平常"的人写出"不平常"的好作品来,更显得可贵.

我对非马把诗与诗人过于分离的看法不苟同。

尤其是抒情诗人，把他的生平抹去了，还有诗么？至少许多诗是解不
通的。当我们解读抒情诗时，或多或少都涉及诗人生平。

这点，浪漫派音乐很相似，就是高更、梵高的画也分不开呀。

当然史诗与戏剧要分离得多一些。

非马关于人体内金属含量的说很有意思。

这我赞同。对于顾城杀人，我一直以为不好论断。一方面，对于他由极端自我引发
的残暴行为不能不鄙视，另一方面，理解他已经是一个精神病人。

独特的艺术家，被自己内心的声音所指引，或早或晚一定会和社会和周遭环境起冲突。王德尔，波茨莱特，洛尔迦，例子不胜枚举，作品和人格割裂开来，等于说一个中产阶级微小谨慎的君子，却写出荡气回肠的伟大诗篇，可能吗？

作家同社会(甚至同自己)冲突有时候是免不了的.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冲突是起自个人的良知,或一己的私欲?是本质,或皮毛?如果是属于后者,那么他写出的作品再怎么吻合他的人格,我想也不可能是荡气回肠的伟大诗篇.

毛姆好象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微小谨慎的君子”，卡夫卡是不是也是？

其实诗人作家不必刻意追求伟大和不朽，写出真情就是成功。

“作家同社会(甚至同自己)冲突有时候是免不了的。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冲突是起自
个人的良知，或一己的私欲？是本质，或皮毛？如果是属于后者，那么他写出的作
品再怎么吻合他的人格，我想也不可能是荡气回肠的伟大诗篇。”

好问题。一般而言，作家与社会的冲突应该来源于良知和私欲的混合物，

歌德好像也是.

那当然.世上不可能有绝对的东西,只是程度的高低与成分的大小罢了.

我感觉私欲的多。良知，往往是“以小私成就大公”。

自然流通的，是非善恶有时在这里讲不通。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