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民主有关
社区直选直击
在报纸上得知，根据市里的统一布置，各区街道所辖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年内都要进行直接选举。早在4月份，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秀居委会就已经选出了“深圳第一位民选居委会主任”，当时的舆论轰动很大。接着，我就等待我们社区选举的时候自己也去参与一下，体验一下。
自从18岁成年以后，老是在书上读关于民主的理论，亲自参与的选举印象里只有两次，都是差额选举选区的人大代表的。中国的选举特别形式化，间接选举居多，老百姓选完人大代表后，从此就差不多与政治绝缘，代表再选代表，代表选出来的代表再选代表，代表选出来的代表又选出来的代表再选官员什么，反正早都距离市民老百姓十万八千里了。老百姓天天在电视上看那些选出来的官员们相继粉墨登场，犯傻叫真的时候还真问自己，那些官员是自己选出来的么？一叫真，就开始羡慕托克维尔曾大为赞许的美式直接民主，管他谁上台，自己投了票，心里就舒坦。我们的领导们，都说是人民选的，人民是谁呀？人民是我么？人民要包括我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呢？
有一天吃晚饭，我爸说小区的公告栏里有候选人列表，要开始选举了。我赶紧跑楼下去看，可不是么，一共8个候选人都列在那里，除了候选人，选民名单也粘在那里，从上到下找，也没有找到我和妻子的名字。怎么我们的选举权给剥夺了？
回家问妻子知不知道关于选民的事儿。妻子说前一段晚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是有社区的人来家里登记，但是选民没有我们就不知道了。我说我得去居委会找她们。过了两天，有一个下午我出去开会，刚好提前回家，就顺便到社区工作站去问问。我进社区工作站办公室的时候，几位女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吃盒饭，她们也快下班了。
这个社区工作站是根据市里的文件成立的新事物，隶属于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又是区的派出机关。社区工作站是具有准行政职能的一个最基层的机构，比如计划生育、治安、环境等等这些细化事务都有社区工作站来处理，以前这些工作是由居委会做的。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都是雇员或者临聘人员。社区工作站成立以后，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就大大减轻，完全还原回居民的自治组织。
我之前从没到工作站或者居委会办过什么事儿，虽然生活在社区，但对基层管理这块还是比较陌生。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特别客气，让我坐，问我有什么情况？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有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告诉我，先前到我家登记的，是为其他事情，而不是选民登记。关于选民登记的通知早就贴在各个楼梯口的张贴栏内，现在登记时间已经过期了。我说贴在楼道口的广告，一般都是灭杀蟑螂或者清洗楼道什么的，平时我们都不看，所以不知道有选民登记这么回事儿。工作人员就让我把姓名电话什么的都纪录在登记表格内，然后让我等电话，看到街道问问，可否再增加选民？这样我就回家了。
1989年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是这样规定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这样的法律规定，我绝对有权利参加选举。都三十多岁了，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件直接选举的事儿，不参加该多遗憾。下半辈子还能不能有机会参加选举，都是不一定的事儿，聪明人肯定得把握好今天啊。
过了几天，没等到电话，倒是有人把选票给我们转来了，捎带着附在选票上的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候选人的名字。这一看就明白，是告诉让我选谁。我有自己的独立看法，当然不会被这种倾向性左右。
8个候选人中我只认识一位，男的，我们小区的管理处主任，其余的一概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在家里的晚餐桌上，我妈首先提议，“别去选那个，你谁都不认识，你选谁呀？”我爸也跟着帮腔，“有功夫呆一会儿得了，你认识谁呀你选？”但是我的主意已定，就跟他们说，“那美国人选总统，还得谁都认识总统才能选？好几亿人呢，认识过来么？”
我妈还把她认识的楼上一位浙江老太太的经历跟我们说，“那老太太是农村的，她们那里选村主任，被选的都各家送东西，谁送的东西多谁能选上。”
我问我妈，“那老太太说都送什么了么？”
我妈说，“送豆油，送中华烟什么的。”
我说，“这么选举，挺费钱的。”
妻子说，“还送中华烟？肯定是开发区附近的农村，当了村长能批地，批厕所那么大块地方就把送烟的钱捞回来了。”
选举定在2008年5月31日上午8点30分，地址就在我家楼下的一所民办学校内。
31日我老早就醒了，因为是周末，以往我都得睡懒觉到9、10点钟，起来没事情做，只好坐在阳台上看书。8点10分了，告诉妻子准备穿衣服，可是女儿还在小床里熟睡，只好我先走一步。我还捉摸着穿拖鞋去是不是不严肃，一转念想穿了袜子回家还得脱，不如就穿拖鞋去，反正也不是选国家主席，没那么严肃。
雨季空气湿度大，到处潮乎乎的。学校紧挨着我家，但是从来没进去过，校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指示着“社区选举”的方向，原来选举设在二楼的食堂大厅内举行。民办学校的基础设施太差了，教室里的课桌许多都残破了，小猫仔一样大的老鼠在草丛里穿梭，校园里也有许多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去得居然还算早的。选举大厅里挂了一条横幅，上书“社区居委会选举大会”，旁边有登记的人，有发选票的人，几位候选人也都来了。到了8点30分，偌大的饭厅里没多少人，8点40分的时候我再数，约40人左右，其中得有15个工作人员，选民也就25人左右，这还得包括我和我妻子。女儿一醒，妻子就带着她来了，小孩子喜欢凑热闹，看见人多，到处乱窜，老往前面跑，妻子一次又一次地给她抓回来。
快到8点45分了，又相继来了不到10个选民。这时候进来一个脖子上挂牌子的老头儿，有些半秃顶，我看清了是选举观察员，他很不耐烦地说，“开始，开始，不等了。”一位女主持人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播放国歌，全体起立。这样，我们社区的选举就正式开始了。领了选票，要在8个候选人中选出1个主任，1个副主任，3个委员。
我们社区的登记选民为476人，根据规定，要是当选的话，必须得达到登记选民的简单多数即过半以上。但是社区内居住的1万多名非本地户籍者则一律没有选举权。我在揣测，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被登记为选民了，登记选民越多，达到半数票数的机会越少，所以，居委会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登记选民。我们这个会场的人虽然少，但是还有其他3个分投票站，再加上一些为老人上门去服务的流动票，达到半数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也看得出，选民虽然登记多，但是最后来参加选举的还是不多。
有了选票，至于选谁全部根据那几个人的简单介绍和印象。根据规定，候选人在选举的当天是不能进行当众自我介绍的，后来我询问，被告知之前开过两次居民会议，候选人的情况都已经在那上面介绍过了，这样的居民会议徒有形式，和居委会不熟悉的普通居民没办法参加，所以仍旧是对候选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使是按照基本印象，我还是选出了女主任，理由就是她读过本科，其他人要么是大专要么是高中，我觉得为社区服务的管理者知识水平相当重要，谁学历高我选谁。我们小区的管理处主任我就没选，理由是前一段我女儿差点儿给清洁工拐跑，这么重大的问题完全是小区物业管理的疏忽和粗心，做主任的当然有管理责任。后来看我妻子的选票，我们两个没商量，但选举结果一模一样，看来想法还真接近。
九点半多回家，其实选举还没完，要弄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结束。参加完了居委会直选，有一些感触。
中国老百姓的民主和选举意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在选举现场就看到了，很少人对选举感兴趣，我爸和我妈的态度是最有代表性的。几千年都给人统治惯了，没什么维护自身权益的冲动和习惯，所以，更谈不上有什么选举文化。如果有选举，就像前面浙江老太太说的那样，肯定老百姓自己就给弄变形了，老百姓认识不到选举是自己行使政治权利进行利益申诉的渠道。对选举漠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过也有好的方面，平日里和妻子一起在小区里带孩子的一个母亲也去投票了，她当时就说，“中国老百姓平时喊民主，民主来了，又没人在乎它。”我一听就觉得她有文化，事后妻子说她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居民素质的高低的确直接影响民主的质量。我觉得选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中国人在某些该重视形式的场合特别不重视形式，而在某些不需要形式的方面又特别在乎形式。如果我们的居民都能花点儿心思在公共事务上，日积月累，全民推动，我不相信民主会没有进步，我不相信官僚们仍旧能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中国的官僚主义弊病不是自身带来的，常常是老百姓自己给惯出来的。
老百姓一面对政治卑躬屈膝，一面又对政治等闲视之。有重要人物出现的场合，人头攒动，组织得井然有序，电视上宣传效果好极了。而这种真正维护自身权益的小政治，老百姓自己反而不在乎，选举定在8点30分开始，准时来的人少，陆陆续续的，最可笑的是一队中老年妇女，穿着练秧歌服，9点5分才鱼贯而入。我可真是替老百姓自己悲哀，这是自己的事儿啊，怎么自己不尊重？如果自己不尊重，还指望谁来尊重啊？我记得5月8日深圳接力奥运火炬那天，万人空巷，几百万人在工作时间拥挤到马路上看一个接力跑步，两相对比，是看接力重要啊，还是选举重要啊，弄不明白了。
最后，还是公共消费中的浪费行为。社区居委会是好心，来人都给发一瓶矿泉水，因为不是居民自己买的，我看好多人喝一、两口就扔到座位上了，好浪费。还有，每人发一支盒装的墨水笔，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有一纸箱子笔，还是浪费。其实，预备几只公用笔足够了。水呀笔呀，都是公务消费，花公家的钱，当然没人在乎，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是世界上公务消费最浪费的国家，当官的在浪费，下边老百姓自己也在浪费，人们都以为家大业大，用点儿没啥，可是忘记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么个古训。
200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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