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难逢的产生不朽作品的机遇
——读哈金《文学与不朽》有感
海壁
哈金写了一篇文章《文学与不朽》（多维邮报总第1295期，2006年11月2日刊），说出了千百万作家的心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谁不希望自已所写的文章流传永远，成为身后永恒的纪念碑？但仅有此愿望是不够的。除了才华、勤奋，机遇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唐人写律诗，宋、元、明、清、直到现代，也写律诗的人才比比皆是。但究其流传性，后人却很难超越唐人。这不是因为后人的才华都不如唐人，也不是因为后人做诗都在偷工减料，不肯下功夫“语不惊人誓不休”，而是因为机会不好。律诗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唐人已经涉及到各种主题的诗，后人很难再有突破，所以在流传范围上，后人的律诗很难超过唐诗。
除了体裁机遇之外，历史机遇同样是一种机遇。维克多 雨果(1802－1885)是法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就像在美国各个州都有一个城镇叫华盛顿一样，在法国的每一个城镇，几乎都有一条街叫雨果街或维克多路。从地球形成以来的六十亿年中，在北美大陆上，只有过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只有过一部美国宪法，美国人爱美国，怀念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是可以理解的。雨果从来就没有行使过行政权力，也没有过很多钱，法国人如此敬重雨果，确实只因为他“寄身于瀚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在雨果生前和死后，法国也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是不是他们都不如雨果聪明、都不如雨果勤奋，或者文笔都不如雨果优美？笔者看很不见得。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以清算为名，把原有的领主、教士杀逐殆尽，大革命之后，在大革命中所产生的一批新兴的暴发户在拿波仑、复辟的波旁王朝等政体的统制下，又不断的被清算、再清算，历史的旧账越积越多，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定。雨果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跳出了革命党、保皇党的局限性，写出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及《海上劳工》等人性化的鸿篇巨制。雨果主张全体法国人捐弃前嫌，发扬上帝的爱心，和谐共处，使法国人回复了心灵的平静。团结起来，才能发展生产，使每个人受益。沉溺于历史旧账的清算当中，冤仇越积越深，生产得不到发展，只能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不幸。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产生雨果这种的文学巨匠，如果没有雨果这样的文艺巨匠，法国人对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无法达成共识。雨果抓着了这一历史的机遇，成就了自己的万世英名。而法国的历史如果没有雨果，大革命中那么多的法国英雄儿女在共和国祭坛上的英勇献身，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不朽作品之所以能够不朽的根本原因。
在雨果身后一百年的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机遇。从上一世纪的上半叶开始，共产主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中国。无数有志青年怀着无比虔诚的信念，前赴后继地投身革命，先整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再整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整“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革命的机器不断地吞啮着自己的子女。结果物极必反，从1978年以来，私有化的大潮假借着“改革开放”的新名词，又重新席卷了中国的大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不再有罪，被赞美为“引进现代的管理方式”，赚取利润者不再是罪人，反而变成了加速祖国现代化的有功之臣。有钱不再是罪过，富人从受到鄙视、虐待，变成受到追捧、羡慕。前后对比，每个人的心中都感到不平，每个人都有一大笔账要清算。那些被打倒，被迫害而终身受尽凌辱的原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自不待言，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奋勇献身的老工人、老贫下中农也同样愤愤不平，我们的大好青春都无偿地贡献给革命事业，现在“革命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华又该向谁追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同当年的法国一样，我们也迫切地需要有人通过总结历史来主张全体中国人捐弃前嫌，发扬孔夫子的仁爱之心，和谐共处，使中国人回复心灵的平静。
有人可能不同意笔者的上述结论。他们指出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早于中国确立，也早于中国垮台。在前苏联的疆域内，目前并没出产生出如雨果这样深受群众爱戴，有广泛影响力的史诗作家来。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前苏联的共产党革命不如中国般的触及灵魂，前苏联共产党制度的垮台也不如中国般的彻底。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靠克格勃和集中营来实现的，一般群众只被强迫着表态，并不需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那些强迫布哈林，加米涅夫公开承认自己并不存在的罪行，又因为其自身卑鄙的人格惨遭斯大林杀害的秘密审判员，即使叛逃到西方自由世界，也决不能把自己的卑劣的行径美化为共产主义的崇高品德，硬说自己曾为伟大的理想而献身。而中国文革中的造反派，跑到西方自由世界，亲身经历了廿多年的自由的生活之后，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当年自己的造反是崇高的革命行动，认为如果在1967年不搞军管，让他们继续“造反”或胡闹下去，中国就会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有人坚持认为自己当年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所写的大字报，具有发扬民主的划时代的意义。文革的自愿参与者有这样强烈的正义感，在文革之前搞土改、镇反、工私合营、大跃进的自愿参与者何尝不也是如此？一场变动，越是触及千百万人的灵魂，才越能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产生出真正不朽的文艺作品来。前苏联的共产党政府早已垮台，但前苏联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依然存在。为了维持这种福利制度，俄罗斯及独联体其它国家普遍对私营工商业征收较重的税费，这严重地扼杀了私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私人业主因为自己豪华的生活引起别人的羡慕或忌妒，但却不能变成社会生活的组织者，成为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他们只能依附官府，成为官府的附庸。在中国，共产党政权虽然没有垮台，但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私人业主在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作用却发挥得比较多，他们的积极作用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前一阶段为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在中国为原所谓剥削阶级翻案的文艺作品能得到比在前苏联更强烈的反响。这都说明与前苏联相比，共产主义制度的产生和终结在中国大陆都更加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中国更有可能产生出反映共产主义革命从起始到终结全过程的，像雨果作品一样史诗般的文学巨著来。
已经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有一些作家本身的功力还是很好的，他们的语言生动，细节也体贴入微，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在斗争中选边站队，把历史的过程写成黑白分明。如《暴风骤雨》、《艳阳天》，把共产党的干部、“贫下中农”都写成了神，而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地富反坏右”则统统变成了魔鬼。这首先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当然不足为训。现在如果反过来，把共产党的干部、“贫下中农”都写成魔鬼，写成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地富反坏右”，革命对象则被写成神，也同样违背历史的真实，同样不可能成为不朽的名著。张戎写了一部毛泽东传，她自己宣传说她的作品言必有据，是一本可以流传永远的信史，批评她的人则说她是在戴着有色眼镜来挑选史料，只选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甚至在同一份史料中，只选取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或部分则弃之不用。用这种拣选的方式来精心编织历史，不但不可能成为信史，甚至也不可能成为一部不朽的文艺作品，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在《悲惨世界》中，迫害主人公冉阿让的沙威被描写成了一名忠于职守，一心要清算历史真相的警探。如果沙威只是为了个人发财，在冉阿让有钱时就收受贿赂，不再追踪他，那么沙威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过，在书末投河自尽的描写就变成不可信了。要描写中国革命的真实，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要写成好人整好人，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清算历史上的“罪行和过错”，结果金石俱焚，这比较符合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史实。在这方面，根据在网上所看见的梗概，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加拿大﹕绿野出版社﹐2006年）比较符合笔者的设想，笔者身在大陆，还没有机会阅读这部小说。只凭梗概，仍不足以评价一部文艺作品。像笔者这样的逻辑爱好者，语言干瘪无味，细节粗糙生硬，是不可能写出不朽的作品来的。
中国的历史已经创造出条件来产生不朽的文艺作品，中国的社会也迫切地需要这种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能否在大陆上产生呢？笔者认为还不可能，这样的作品首先就必然把矛头对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原教旨马列主义中所包含的不妥协的谬误是当前中国一切悲剧的根源。这样的观点肯定就突破了大陆共产党政权所能容忍的最后底线，不可能通过大陆的新闻检查。中国流亡的海外的作家则具备条件来写成这种不朽之作。事实上，雨果的许多作品也是流亡在海外写成的。革命的当代人要写描述革命过程全景的作品困难比较大，他们对事件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事件的描述摆脱不了自身立场的局限性。例如陆铿，在大陆的监狱中被囚禁了廿余年，要他为在监狱中整他的狱卒唱颂歌，确实是勉为其难。而第二代人，就有条件倾听斗争双方的意见，写成这样的不朽作品。事实上，雨果出生时，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十三年，拿波仑刚刚就任第一执政。雨果是名副其实的法国大革命的第二代。许多在海外留学就业的华人，如前面提到的哈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最有资格来写这样的不朽作品。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中国的雨果呢？。
(From Century 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