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译坛拾旧
译坛拾旧
各位看官：看了这个题目不要上当受骗，以为我是一个翻译家。我不是。 只不过教过几年翻译而已。这里所谓的“译坛”，指的不只是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而是跟翻译活动有关的一切。比如出于好玩你翻译了一首小诗放到网上去，你也算下海了。
由于工作关系， 我早已经不教翻译。 业余时间兴之所至，偶尔也会再操牛刀，但是那毕竟是好玩而已， 而且我发现自己的翻译比较死板，实在难以登大雅之堂， 所以就是翻着玩玩，自己逗自己罢了。
这人嘛，总是有怀旧的毛病。有的时候喜欢到图书馆去，站在翻译类的书籍前面东翻翻西翻翻，大体了解一下这个领域又出了点什么新花样。常常地，会见到一些老面孔，一些自己以前拥有的或者看过的书，比如尤金-奈达。 这个从圣经翻译发展出一套动态翻译理论的美国老头，我是见过的。 研究生的时候听过他的讲座，后来跟他通信。那时候我的职称是讲师，可是他从美国来的信的信封上都称呼我是“Prof. ”。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不是教授，可是他照样这么写。从他那里我得到他的几本代表著作，也曾经把他的理论应用到讲课上。 比如讲翻译的时候需要把英语的名物化动词转换成动词，就用了他举的例子“the redemption of sins”。 幸亏没有政治辅导员来听课，也没学生告密，说我在课堂上贩卖基督教。
可惜我没有好好利用跟奈达的交流， 否则我在国内也会成为第二个谭载喜了。 谭载喜，1953年生，湖南涟源市人，1975年毕业于湖南师大。1977年至1981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留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执教于湖南师大，后调入深圳大学。谭载喜的名字引起我注意，就是因为他一度大力介绍奈达。后来他出版了《奈达论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成了国内奈达翻译理论专家。奈达寄给我的书，现在都束之高阁， 尘封起来了。现在我虽然人在美国，却也没有想跟奈达联系。不知道说什么。写此文的时候一查，发现他现在定居比利时。
最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挺有意思的《高级汉英语篇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现在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居祖纯教授写的。 这个名字我熟悉，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少读到他写的东西。随便翻翻，发现这本书的思路跟我教翻译的时候产生过的思路一样。我教翻译的时候，用的是解放军外院负责编写的国内高校统编教材《英汉翻译教程》。这本书现在还很流行，再版多年，已经确定了其在高校本科英语专业的统治地位。 但是当年使用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感到那种分门别类讲翻译操作技巧的路子不能令人满意。尤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很多的所谓翻译中的转换规则，都是可用可不用的。这套教材没有讲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时候不应该用。另外，还有些所谓的规律，其实是不用讲的，是英汉两种语言性质不同所决定的语言形式的转换。 也就是说，你不想转换也得转换。This is the book that I bought in S.F. 你一定会翻译成“这就是我在旧金山买的书”。你不会翻译成“这就是那本书我旧金山买的。”这里面的修饰语的位置从后面移到前面是必须的，《英汉翻译教程》这本书的缺点，就是它更多的时候是对翻译现象的孤立的分类描写，而不是在讲翻译策略的取舍。对于翻译涉及的文化因素，也只是蜻蜓点水。所以用了这本书，总是有没学痛快的感觉。我想这是和统编教材的性质有关系。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对翻译这样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活动来说，你无法在有限的课时内概括无余。但是教材又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全面，权威的的架子。这就真是赶鸭子上架了。其实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从外语刊物中的谈翻译的论文所学到的，比从这本教材中所学到的更为有血有肉。不过这本教材的练习部分还是比较充实。相信练习的讲解比教材中的例句教学提供的信息更多。教材的编者们可能预见到了别人的批评，写了一段disclaimer， 大意是学翻译，还得从实践中学，不能单靠读一两本翻译教程就能成为翻译家的。
我在用这套教材的时候就想，这么教翻译太鸡肋了。后来我们教研室主任说咱们搞个项目，编套新的英汉汉英教材。我就说了自己的相法，说不要搞成《英汉翻译教程》的样子。那个时候国内开始讨论起话语分析和篇章语言学来了。我们经过讨论决定了一种新的编写体例，那就是用范文开路，讲解范文的翻译方法，特别强调为什么在这里用这种方法。练习则选用短文，安排“译前思考”这一部分，颇有些像现在外语教学中的“lead-in ”。总之我们是把单句的翻译方法都放到篇章里去讲， 提醒学生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局部的翻译方法。这本教材1988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可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主要在我的学校自己使用，在外面则如石沉大海。现在在网上搜这本书都搜不到。
我后来在北京教书的时候。曾经在博雅公关公司兼职做翻译，接触了一些工商方面的新闻稿和推销资料。 我想到以后学生毕业后，恐怕工作中接触较多的笔译，都是这类实用资料，而不是文学作品。我便在教学中插入了这方面的材料。出国以后，一次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居然发现一本<< 英汉实例翻译技巧>> ， 是1997出版的， 编著人的名字跟我一样。这本书收入到一些数字图书馆里。经过查询，发现竟然是自己上翻译课用的教材。当然，自己不教翻译了。这本书也不会有人使用了，特别是书的练习，都没有参考答案。参考答案我现在想起来是打算单令成册的。出版社并没有印。大概我根本还没有准备好便出国了。估计这本书让出版社赔钱了。一些学院图书馆倒是买了这本书，可是那能有多少？现在这本书可以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原价九块多， 旧书网的标价两本八块， 一本十八，一本二十五，还挺抬举我的。在很多翻译教学参考书目里，我这本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教材居然也被收入了。
我的这本教材，编写的体例延续了1988年的《新编翻译教程》的思路，也是用范文引路，练习都配有原文的翻译难点的预先思考。
不过老实讲， 想出这种体例，一半原因也是自己懒，不愿意从翻译著作中寻找例句分门别类， 更喜欢碰到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我还设想了一个书后索引，或者按照句型翻译，或者按照翻译方法来编。这样的话就更为方便。这个思路是从一本《交际英语语法》来的。那本书将语法，按照交际功能安排内容，最后按照传统语法另外编了一个索引。
居祖纯的这本教材，贯彻的是他多年翻译教学中总结出来的思想，那就是教翻译应该从语篇入手。他的书的编写体例，跟我们那本是很相近的，讲解则更胜一筹， 特别是注重文化对比。他的文笔也好， 读起来像读一篇篇的小品。这种写翻译教材的方式，比起干巴巴的列举条文的教程式课本来，恐怕更容易让学生记住内容。
在该书的结尾他提到《英汉翻译教程》的不足之处。如果他看到我们后来写的《新编翻译教程》，恐怕会对我们从篇章入手教翻译的努力提上一笔, 尽管我们的教材比较粗梳，因为毕竟是给本科生用的。而我那本，如果不是因为我出国无法进一步增补完善， 或许也能让我成为提倡篇章翻译教学的革新者之一也未可知。
国内翻译论著和教材数量之多，如鲫过江。要想在编教材上出人头地，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编教材，企图用书名吸引眼球。这就像我现在教外语，提倡使用真实语料，所以大家都把自己写的补充材料叫做 Authentic something.以后写多了，恐怕会出New Authentic，Super Authentic, Authentic 2009, Authentic 2010 也未可知。另外一个吸引眼球用的标题词是“实用”。就连我那热衷于研究《红楼梦》翻译的老同学编教材也难逃这个取名的巢臼。我那本不成形的小教材，取名的时候力图避免“新编”与“实用”，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实例”，用的是社会科学里的Case Study 概念。现在上网查查，用这个词在翻译教材里的还真不是很多。不过我那个实例，离真正的实例研究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要做翻译方面的实例研究，就得盯住一部译作，或者一个翻译项目跟踪调查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中找出一定的规律。这显然不适合用来编通俗易懂的大学本科翻译教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糊里糊涂地进入翻译教学的。好像是在大学里，高年级翻译课是门苦差使，而我又显得老实木纳，领导才安排我教翻译的吧。不过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也许是我自己毛遂自荐的。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曾经提到写翻译。跟导师通信，洋洋洒洒就翻译问题发表了不少自以为是的高论。记得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的翻译理论研究怎样才能忠实于原文，这是一个大方向的错误。翻译不可能忠实原文。如果忠实于原文能够做到，那同一原著的翻译就千人一面了，没什么好研究的了。翻译的乐趣在于译本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忠实。而研究不忠实的程度及其成因，确定何者为合法的不忠实，何者为合法的不忠实，才是翻译研究的正确方向。最近在蒙特雷研究生院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国人写的，就是谈翻译的变异，出发点跟我当初想的差不多。我直后悔为什么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做下去。
导师是搞历史的，后来改语言学，那一段时间热衷于雷科夫的认知语言学和伏罗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不记得他是否建议我应用这些理论研究翻译了，只记得他建议我分析《大卫-科波菲尔》的两个译本，董秋斯的和张谷若的。我也颇有雄心跃跃欲试，复印了资料着手分析。结果我才发现我虽然热爱社会科学理论，却拙于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对于分类归纳实在是没有耐心。最后终于放弃，改去研究为什么中文很难翻译像 In the mountain he discovered a cave through which thousands of aliens had trooped into the village.(在山里他发现了一个成千上万的外星人所通过从而得以进入村庄的山洞)。这是语言类型学比较里的句法方面，有现成的理论套用，像数学一样有条理。
那么是不是因为自己对翻译感兴趣所以工作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翻译课？没准。在第一个大学，翻译课虽然得改作业，但还是小班，二十多人。所以主动请缨也是有可能的。要是搁在后来的那间大学，我一定不会主动要求交翻译，因为那里翻译课是全年级在阶梯教室上，改作业轮着改，可见其重要性有多差。这样的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况且翻译课还不是唯一的课。我还有四年级的报刊阅读选修课，用的都是每周20多页的材料。 另外还有校外兼课。可见我能有多少时间放到翻译课上。上课的时候，女生和老实的男生坐在前边，喜欢搞小动作的男生坐在后面。坐在后面的上课干什么我看都看不清楚。他们不制造噪音我就谢天谢地了。现在我上课常常是一对一，真想像不出当年是怎么在阶梯教室来回驰骋的。
其实翻译是最需要小班教学的。就算做不到一对一，顶多也应该一对五，再多了就难以照顾到每个人了。但这在大学里是不可能的。翻译课在大学外语课里的地位远没有到那么受重视的程度。我曾经一度想，能够维持阶梯教室式的上课方法的，只有参照古代的佛经译场式。这就要求用project 的形式，每堂课当堂翻译一篇文章。 一个学生念英文，一个学生翻译，大家对翻译提出评论，有争议讨论，有疑难问题最后由老师解决，老师解决不了的只好存疑，下次再说。如果真地用了这种方式，相信一能提高学生参与程度，二能让学生学习翻译的思考，也就是学会打鱼而不是单单吃鱼。可是我终于没有这样试验。不过我也有过一些变通方法。比如作业，我跟学生讲，如果你们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译文，就可以拿来顶作业。我这样说，是想让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让社会去检验他们的翻译能力。
(待续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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