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和书名号
·简 杨·
我很久之前写过一篇叫做《完美的男人》的杂文集锦，下面的这些文字就算是那一篇的继续吧。
１．暗恋
我常爱到新浪的文化版看看。有一次，有个女人说，她曾暗恋一个男人达八年之久。我默默地想：八年的时间能做多少事情啊！抗战是在八年之内成功的，博士学位是可以在八年之内拿到的，新的浪漫，丈夫和孩子，有八年的时间，怎么也够了……但她什么没有做，只是暗恋。
暗恋是有年龄阶段的，青春期似乎最普遍，因为那个阶段的人最承受不了失败，最不敢面对真实，也最挑剔固执，最喜欢做梦。暗恋因此也可以说是最幼稚的。
暗恋除了幼稚也是不负责任的。所谓不负责任，是指对两个人的——对自己和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暗恋和浪漫没有关系。因为浪漫是两个人的，心心相悦的，有所付出也有所得到的。
２．什么人给电台打了电话
我早晨上班的途中，喜欢打开音响，听地方新闻。常听见一些居民对城市的建设发表看法，然后播音员会一本正经地说：本市百分之八十的居民认为……但那些看法却从来不代表我的。可因为那些人的声音上了广播，似乎这个城市的上空就只回荡着他们的声音了。
一个学统计的朋友说，“想想是哪些人那么早就有时间给电台打电话吧！是我吗？不是，我昨晚上课上到十点钟才回去，那么早的时候我还醒不来呢。是你吗，不是，你那时正忙着出门上班呢！”
那么，是谁呢？广播里那些人的年龄，身份，职业，一切都很可疑。
其实，整个历史也是由一些可疑的人书写的。声音的分贝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知名度。同样，掌握记载之权的人，对一些事件从自己的视点出发记录评论。重复了多次后，也就写成了历史。
于是在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让人生疑的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我们从传媒中听到的和看到的，绝对不是最完整最原始最公正的。
３．调侃与离婚
我常读一些国内的小说，发现大家说话很调皮，或是喜欢调侃。调侃以前似乎只用在自己身上，有些知丑的样子，别人不好意思说的却人人心照不宣的东西，由我们自己说出来取笑。但那些小说里的调侃却不同，调侃的对象有朋友，父母，上司，配偶，子女。无所不及。不过，被调侃最多的却是婚姻。婚姻是需要信任的，没有了信任之后，离异就是惟一的出路了。
几年前，我回国探亲。一个早晨，向母亲和姐姐问起过去的某个邻居。“她已经离了两次婚了，”母亲说。在十分钟的谈话里，她们提到了八个熟人，统统离婚。我在那十分钟里，也想起了我认识的五个朋友，都在离婚者的行列。
从前，说起癌症，我们总会想起一两个自己认识的人，不是死于癌症，就是正在和癌症搏斗着；现在，说起离婚，我们也至少可以想起一大把熟人朋友，离了，或正在离着。离婚是一种流行传染病。
那些留在婚姻之内的人或是落伍的人，也就只好调侃了。
４．从“同志”说起
我母亲有名字，但父亲玩笑时会叫她“该同志”。我父亲和“该同志”已经结婚五十年了。但是国内这几年来，“同志”二字早已有了同性恋的嫌疑，我守旧的父亲却不准备改口。
其实何止是“同志”变异了。“红颜”那两个字也像大白菜一样贱买贱卖了，“哥哥”则再没有阳刚之气了，而是像“同志”那样，越来越阴柔了。还有，“先生”一词的意义也越来越暧昧了。现在的国内，配偶间最流行的称谓是“老公”“老婆”。如此称谓，恕我直言，是把一男一女的关系，赤裸裸地定性在一“公”一“母”的交配的基础上了。
我有次读到许地山的一篇散文，许太太这样称呼许先生：“良人，……”又读到陈香梅的回忆录，一口一个“外子”地说着陈飞虎，我猛然觉得，人们离优雅越来越遥远了，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脱光了放在人们面前的。
这个时代是个文字之美被蹂躏被泼污的时代。自从我看到文人们自以为聪明地写下“有容奶大”的污言秽语之后，我觉得我们对语言最不能推卸的责任是：不用发展它，不肢解它就行了。
５．一个人的辽阔和一群人中的孤独
济慈在他的诗《啊！孤独！》里写道：“啊！孤独！假若你须与我同住／请别选择阴森之处／让我们攀登高山峻崖／在大自然的了望台／把山谷和如海繁花尽收眼底。”
我离开国内之后的一个感受是离开了那种热闹。在这里的头一年中，我像个瘾君子那样，在身体的每个毛孔中颤抖地渴望着那种热闹。但我知道，我在国内时一直像个隐士那样生活。周围的热闹经常给我一种拥挤的感觉。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在西北的草原上露宿时，星星那么近，周围时光流动的声音他都似乎可以听见。他觉得自己在拥抱着每一刻流动的光阴。我开始习惯孤独的时候，也开始懂得他在说什么。
心的辽阔和孤独永远不能用朋友的多少来衡量。可怕的不是一个人在孤独中让思绪到处飞扬，而是在人群中大声说笑心里却茫然若失。
６．梦幻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总是梦见自己双腿沉重地在泥泞里跋涉。当我意识到每一次梦见的场景都那么相似时，我有些紧张。但一个正常的人，总是会把梦境和真实分开的。
多年后，我遇见了一个有妄想倾向的男子。他以为他不仅是神，而且还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他说，几年前他就知道中东的和平进程不搞不行了：“你看，现在应验了不是？那些政治家们一天到晚都在呼吁停火。”我说：“任何一个对世界局势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东是一团乱麻，那里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也知道。但你说我是神吗？”他无语微笑，却又说他的梦境是多么真实，真到了让他不能忽视的地步。在梦里，看见花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到花的质地，闻到花的味道；雨落下来的时候，他的头发不但被淋湿了，就连雨滴也是那么真实地一颗接一颗地从天而坠。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特异功能。
“那么，你觉得你刚才说过的那些花和雨是什么？是‘梦’还是‘真实’？”我问。他迟疑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他低声说：“是梦。”
对于有妄想倾向的人来说，与其争论是最不明智的。重要的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真实的，然后他们才会开始检查自己其他不真实的想法。精神上的健康就是那样痛苦而缓慢地得到的。
７．朋友之间
我有两个很知心的朋友，但她们之间别说知心了，这么些年了，一直是点头之交，根本不了解彼此，也不想了解。因为不了解，她们对我说起对方时，很疏远甚至还相互有敌意。
我有时奇怪，既然她们两个人都选择我作为她们的朋友，她们一定有些共同的地方。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和Ａ说的话题从来没有同Ｂ说过，因为Ｂ对那样的话题不感兴趣。而同Ｂ说的话题，我同Ａ从来是不能提起的。
Ａ很理性，说话非常哲理，她关心国计民生，世界局势，人灵魂深处的东西；Ｂ很现实，告诉我怎么熬汤，怎么照顾丈夫和孩子。我觉得，Ａ肯定也是知道怎么熬汤的，Ｂ的灵魂深处也肯定有些很抽象的东西的。
朋友就是那样，很多情况下，只能折射出我们自己个性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在Ａ和Ｂ之间，我只是一座小桥，她们却是行走在两条小路上的路人，注定要从我这里经过。但我却不是她们的汇合之地。经过之后，必然还会出现两条小路，她们要去的必然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８．ＥＭＡＩＬ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酷爱写英文ＥＭＡＩＬ。
收到她的ＥＭＡＩＬ我总是头痛。以前，我曾这么想过：你这是干什么呀？是我啊！再说，你过去还是个记者呢，干吗非得用英文写Ｅ呢？但后来又想：她这是想让我改她的英文呢，还是想向我炫耀她的英文进步了呢，还是想找个人练习英文呢，还是真像她说的那样，写中文花时间呢？
无论是因为什么，我总是心情不爽地扫过一眼，过了几天再回：“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一直未向朋友表白心意，至今，她的ＥＭＡＩＬ还是英文写就的。更糟的是，因为我对她的英文信一直迟于回复，她已经很长时间，就连一封英文信也不肯写给我了。
９．两个ＲＯＳＥ
在我居住的那个小城里，在一个商城的电影院附近，有一家简易的中国餐馆。女老板叫ＲＯＳＥ，是一个来自广东的老移民，五十多岁了，在那一片小店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半年前，我注意到小店的生意易手了。后来，我到一家饭店吃饭，见自助餐里放着些典型的北美中国菜，心想，这里肯定有一个中国厨子。后来就看见ＲＯＳＥ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添菜，见到我，她高兴地打了一声招呼。我问她：你的店不是卖了吗？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
她说：不行啊！卖是卖了，但我在家里闲不住啊，不知道干什么，都要生出病来了。
我工作的地方，有个工人也叫ＲＯＳＥ，一个小时挣十五加元，也是五十多岁。和那个中国ＲＯＳＥ比，没有什么钱。
有一天，我在餐厅里看见ＲＯＳＥ，脸晒得黑黑地，便说：你去哪儿休假了？她说：墨西哥。我说：又去了？你去年不是已经去过了吗？她说：是啊，我爱那个地方，明年还想去，但我已经把钱都花完了，所以便回来拼命工作，免得明年没有钱度假。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这些年的感受是，中国人太不懂得享受了，老外又太喜欢享受了。要是彼此间能平均一下就好了。
１０．不值一杀
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两情相悦的事情，恋爱时如此，结婚后也是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记得我曾从国内的一家报纸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个女子在把丈夫和情人杀死之后，投案自首。还有一个更为悲壮的，把变心的丈夫杀了，然后身穿婚纱自首。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总会叹息：好好的女子，怎么会为那些混帐们气昏了头脑。
我常看见女人们在媒体中控诉自己的丈夫，说他们的无情无义。在那些字里行间，本人看到的却是一段感情的毁灭，另一段的开始；一个对妻子冷淡的男人，必对他的情人温存热情；和妻子无话了，必与情人情义绵绵；对妻子拳打脚踢了，对情人却肯定是溺爱有加。一个女人眼里的恶魔，另一个女人身边的天使。
人性的不持久就是如此。对于那么一个没有情义的东西，把他甩掉就罢了，抱怨什么？如果一个男人不再爱你，不关心你，甚至伤害你，你走得越远越好。如果你还年轻，那就更应该觉得庆幸，杀他干嘛！该感谢老天有眼，让他在你没有变老之前露出了狼尾巴。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１１．贞操的价钱
尽管国内很多人自称把女性的贞操看得非常之重，但事实上却远不是那么回事。
先看贞操在一个女人那里值多少钱。我曾在报纸上不止一次看见，某妇女被一流氓侮辱，向法庭申述，要求严惩罪犯，却只向被控方索赔一元钱。再看社会为贞操如何定价。国内现在有一种叫处女膜修复术的东西，一个手术要一百到二百元的价钱。和一条裙子的价钱差不多。再看男人为贞操定的价钱是多少。国内的性产业很红火。如果男人们真那么在意女性的贞操，那个行业早就萧条了。把女性的贞操看得最不值钱的人，是男人。
女人的价格有了，男人的却一直是谜。直到不久前，有个男大学生想出国留学。他欲找一个有钱的女人做靠山，明码开价，用他的贞操换取出国留学的费用。
这个贞操大概是华夏上下五千年来最值钱的一个了。男人们空喊了几千年，最后竟觉得还是自己的东西最贵。
１２．朋友和书名号
我写中文时用的软件很原始，中文中常用的书名号，破折号，省略号，顿号等等，根本没有。很多标点我对付一下就过去了，但书名号不行。我有一次给一个朋友写电邮时，用双引号代替书名号。后来，朋友写了一封回信，把我说的那些文章的题目统统都用书名号括了起来。
我的信箱渐渐满了，朋友的信也已经删去了，但那一对书名号我却留了下来。我把自己写过的文章一一查过，把应该用书名号的地方都用了书名号。在这之前，那些地方要么是用双引号引着的，要么就是什么也没有，灰头土脸地和一些普通的文字混杂在一起，不伦不类，就像一个人穿错了衣服。
朋友在国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以前想起他时，曾有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他是那种我一度想了解却一直没有机会了解的朋友。后来，每当看到自己文章里的书名号时，我的脑子里就会闪过他的名字。
１３．死之重负
一个癌症患者的妻子，每次来看丈夫时总要把妆化好，高高兴兴地出现在病房，因为她不愿意让丈夫看到自己刚流过泪的样子。而丈夫则因为妻子的“无情”，脸上带着戏虐的嘲讽说，“亲爱的，你看上去美极了！”死亡让两个曾经非常亲密的人充满了猜忌。
当然，死亡还用别的伎俩左右人们的思维。一位朋友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她同事的母亲死了，在葬礼之后，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回忆死者的往事。死者的孙子在人群之中格外忙碌，他不停地拦住那些上了年纪头发灰白的女士们，说着一些什么。听了他话的女士不是放声大笑地走开，便是脸色变得非常吃惊，然后落下泪来。母亲问儿子说了什么。孩子回答：“我问她们能不能做我的奶奶。”他不会像大人那样找道理来说服自己，他只需要那个自己爱过的人，哪怕是个替身他也愿意。
另一个故事是从我的朋友那里听来。祖母去世时，因为她得的是慢性病，朋友很自然地接受了她的离去。祖母去世的第三年后的一天，她来到一家超市。当她走到乳制品那条线时，眼前出现了几个推着助步器脊背弯下去的老年妇女。一霎间，祖母的形象从她的记忆深处复活。这位四十多岁的妇人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开始不停地抽泣，大步跑了出去。
我在一本哀歌里看到：“啊，主！请送一个人来慢慢注意到我，一个可以访问我把我从生活中的死寂打破的人，一个可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面前，然后把我内心的光明引导出来的人。”
人在绝望的时候会问：真有这样的人吗？一个愿意倾听我们心中的饥渴，一个愿意向我们微笑，一个愿意与我们回顾和疗伤的人吗？
１４．菲律宾ＮＡＮＮＹ
我女儿的第一个ＢＡＢＹＳＩＴＴＥＲ是菲律宾人，丽丽娅。丽丽娅那时四十多岁，离异，有两个正直青春期的男孩子。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简，你一定要去念书，如果我刚来时像你那么年轻就好了，我一定会去念书。”
十年之后的一天，我带着女儿去商店买东西。一个亚洲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惊喜地喊道：“是你吗，简？”是丽丽娅。她盯着我女儿看着，不能相信地问：“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ＩＳ ＴＨＩＳ ＭＹ ＢＡＢＹ？”女儿困惑地看着她，我说这个女人就是丽丽娅。女儿噢了一声，伸出手，和丽丽娅拥抱在一起。丽丽娅像看到了什么奇迹似地盯着我女儿，用手比划着：“她刚来我家的时候，才这么高。”说着，她又一次把我女儿抱住，眼睛里突然有了泪光。
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我和丽丽娅的交往很短暂，但我还记得，我女儿的第一句英语是同丽丽娅学的，她吃的第一个热狗是丽丽亚给她做的，她的关于第一棵圣诞树的概念也是丽丽娅灌输的，她的第一条ＳＫＩ ＰＡＮＴＳ也是我在听了丽丽娅的建议后才买的。
在商店分手的时候，丽丽娅说：“简，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好的，等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
是的，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那样的话。记得曾有一天，我坐在丽丽娅的客厅里，看着她和两个儿子及我女儿装饰圣诞树，我惊奇丽丽娅从那样贫穷的生活里到底得到了什么乐趣，为什么笑着，又为什么希望着。她像看透了我一样，对我说：“总有一天会好的，简，你记住我的话。”
那时候，我女儿刚刚两岁，丈夫正在求学，我们还没有车，冬天的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我心想：女儿总会长大的，我们总会有车的，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当时那样想着，我便笑着朝丽丽娅点了点头。
而十年，也就那样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