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  注册 | 登录 | 首页
作者:
标题: 北京对西藏的镇压在国内获得强烈支持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thesunlover

#1  北京对西藏的镇压在国内获得强烈支持

北京对西藏的镇压在国内获得强烈支持


在西方看来,西藏这个名字令人想起未受破坏的喜马拉雅景观,摇动祈祷轮的红袍僧人以及热爱和平的达赖喇嘛寻求让他的被压迫的佛教信徒获得自由。

然而在中国,人们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藏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认为西方同情西藏者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浪漫主义者。由于政府的宣传,也由于民族自尊心,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达赖喇嘛及其僧侣是企图分裂国家、企图逆转北京在过去58年给这片落后孤立土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派。

华盛顿邮报3月17日发表题为《北京的镇压在国内获得强烈支持》的文章指出,因此,3月14日的拉萨骚乱在这个以汉族为主的国家掀起广泛谴责。在街头交谈中,在互联网讨论中,在学术论坛上,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认同政府的论点--这场骚乱是达赖喇嘛和其位于印度的流亡政府策划的阴谋。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党严厉打击暴徒的誓言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骚乱的多数受害者是汉人--在他们看来,“厚颜无耻”的达赖喇嘛是以和平呼吁蒙骗西方的“恐怖制造者”。当世界各地借助北京奥运会劝告中国保守克制之际,中国专家和公众则敦促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冒着奥运会将不会被受到损坏的风险。

“拉萨骚乱是达赖喇嘛引起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教授张云(Zhang Yun)指出,“僧人很容易受到宗教领袖的影响,因此他们比其他人都更无理性。”张云教授表示,“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任何摧毁社会秩序和破坏人民生活的事情发生。”

“(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有很多偏见,人们都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一切,认为中国政府全是错的。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张云教授说。

华盛顿邮报指出,正在北京旅行的衣着时髦的香港商人蒋先生(Jorge Chiang)也认为,血腥的暴力是因达赖喇嘛的命令而引爆的。他估计中国政府将把这种暴力作为围捕最突出藏族活动分子的原因,“加强对西藏的控制”。

“我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目前的局势,”一位走在北京明媚春光中的年轻女子说,“这已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一位网名叫Roomx的互联网评论员认为,僧人和其他人一样无权焚烧商店和杀害汉族商人。“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与这种行为有关的僧侣都得被逮捕。否则,这是不符合法治的。”

即使是熟练电脑的年轻一代也广泛持有这种观点,冰岛歌手比约克在上海演唱会上演唱完一首有关独立的歌曲后高喊西藏的行为在互联网上引爆同样的愤怒。中国审查机构官员对比约克的姿态失控很是愤怒,并承诺将会加强对来华外国表演者的管制。

华盛顿邮报说,在发生骚乱后,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出公告称,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煽动了这场“企图让西藏脱离祖国”的暴力事件。这些指责反映出中国对达赖喇嘛的长期指控,尽管他鼓吹有限的自治,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他的藏独运动。

对于那些有着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西藏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后,现在已72岁的达赖喇嘛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发动一场暴力起义。颠覆活动失败后,达赖喇嘛被迫于1959年骑在马背上逃到印度,并在那里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逃越喜马拉雅山的日子,拉萨从上周一开始了反对中国的示威。

文章还介绍说,面积为75万平方英里的西藏,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之间,在过去数百年间一直或多或少地是中国数个朝代的一部分,它效忠于朝庭但却往往由于遥远而未被完全控制。

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遭遇社会大动乱时,把达赖喇嘛视为领导人的西藏曾是一个自治的“独立国家”。因此,一直受到宣传教育的北京官员和公众都认为,达赖喇嘛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是一个制造叛乱的分裂分子。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的一篇社论说,“现在,拉萨的火光和鲜血已经揭穿了达赖喇嘛的本性,现在到了国际社会重新检讨他们对这个集团非暴力伪装的立场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心甘情愿地误导。”

文章指出,达赖喇嘛在西方世界所把握的形象早已激怒中国政府。中国官方通讯社的社论形容说,3月14日的骚乱已成为这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污点”,而美国国会在去年10年向其颁发的金质奖章也变成了达赖喇嘛兜售其骗人哲学的一块“遮羞布”。

文章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都宣称自己在西藏的做法对民众有利,打破传统的农奴制,改善医疗和学校建筑。2006年7月开始投入使用的青藏铁路就是为了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给这个地区带来游客,运出矿产。

而藏族民族主义者则抱怨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汉人的流入,从而加强了他们对西藏的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控制。比如说,在3月14日骚乱中被杀害的都是汉人,其身份都是店主和雇员,这些都反映出藏人对汉人经济优势的不满。

一些藏人和他们的海外支持者称,汉人的到来拉近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距离,也淹没了藏族文化和佛教传统。他们说,在靠近拉萨大昭寺附近的街道上,所有的标志都是用汉字和藏文书写的,商贩们都讲普通话,而不是当地的语言。

一位匿名的藏文化专家认为,由于中国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这些就象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中国21世纪的西部现代化必然冲淡国外所尊崇的藏族传统。

“中国政府无意破坏西藏文化,”这位藏文化专家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会将逐步改变,就象世界其他地方一样。”(ZT)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18 13:09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  

截然不同的民族、信仰、语言、文化、地理、历史,为什么西藏没有权力独立?

读读历史吧:现代西藏要求从中国独立,和元朝末年汉人反抗蒙古人统治,争取民
族独立,性质完全一样。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18 13:15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3  

历史上,西藏绝不象当局向百姓灌输的那样“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唐宋时期,西藏始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文成公主远嫁,外交上,松赞干布和唐太宗平起平坐。元代时,西藏和汉人的南宋一道为蒙古吞并,直至元末重新获得独立。清朝时,西藏和满清结为蕃属关系,也即高度自治。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汉人对藏人的全面统治,对藏区的多方浸透,才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也难怪人家不服反抗。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18 13:32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海外逸士

#4  

受中共盲目愛國主義影響下﹐不少中國人一向是非不分。


2008-3-18 16:34
博客  资料  主页 短信   编辑

胡拉

#5  

你们不要太书生气 ,  
理论上是可以独立的,因为确实是不同民族,
但政治上军事上是不行的,美国会放弃太平洋诸岛吗?
扯蛋!  昨天,有个老美都跟我说,要开奥运,现在是最佳闹事的时候,
你看,连老美都能看出名堂   ....


2008-3-18 16:40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6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如何,不还是独立了,并且还加入了北约。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渊源,和汉人与藏人的关系哪个更亲,白俄罗斯能独立,藏人
为什么不能?

以暴力抢夺来的东西,即使时间久了,道义上也不是强盗你的,还是还给主人的好。
要知道,时代越来越文明。

我不喜欢双重标准,如果美国印第安人争取在某个州或某块土地上脱离美国独立,
我也会大力支持。这本是他们的天赋人权。

藏人和印第安人的命运有些相似,都是被外来强权征服占领,不同的是:一、印第
安人没有藏人那样的文化、历史和政经结构;二、印第安人几乎被欧洲移民斩尽杀
绝了。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19 08:51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胡拉

#7  

乌克兰独立是与苏联的解体有关  .....

西藏要独立,现在看来是根本没门的,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上看,
连达赖都放弃了  .....

中央政府现在特别要安抚藏民,比如,给每个藏民发一千元,
有钱能使鬼推磨,绝对不开枪,奥运以前要太平  ....

哪个大国没有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美国天天有人抗议示威的,为了大事和小事  ....


2008-3-19 15:35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悟空

#8  

胡拉有理。几个喇嘛闹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不管是什么人当政,容忍独立的口子都绝不会开,否则就是前苏联第二。

俄罗斯当年从苏联独立多么积极,但是一旦有了主权,对自己内部的分离主义则以铁腕镇压,所以车臣独立到今天也没戏。按理想主义者的逻辑,既然俄罗斯自己可以从苏联独立,为何不能循理让车臣独立?呵呵,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不是小资们定的,也不是小资们所能理解的。。。

达赖看来也是骑虎难下,He wants to please everybody, but will probably end up pleasing nobody.

中共现在的策略是拖,拖到达赖以后再说。反正还有“金瓶掣签”这一手。。。


2008-3-19 16:14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9  

在独裁统治下,大一统究竟对我们黎明百姓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哪位能来谈谈?

以前我也是“大一统”的信徒,读史书,每每读到越南脱离明朝、清朝割让了多少土地给老毛子、外蒙趁乱自祖国独立了出去,心疼得象是有人从自己的身上一块块往下割肉,真希望中国的地盘象苏联这么大。

哈哈,俺现在是升华了。国家不民主,百姓没自由,再多的土地资源,也是属于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和作为老百姓一员的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主人,而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祖国地大物博这虚名,我可一点也不稀罕。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19 16:29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胡拉

#10  

国家的大与小对一个老百姓可能谈不上好处坏处, 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无法一一举例  ....

但谈这些问题要从国家及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联系个人怎么谈啊?
西藏明天消失了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肉价菜价的问题  ....


2008-3-19 17:15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悟空

#11  

何必把国家的政治体制跟领土主权扯到一起谈?我信奉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但是也主张维持中国统一。这并不矛盾。中国总有一天会民主化的,但这不一定要以国家分裂为代价。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又极度不平衡,如果容忍藏独,就会有疆独、内蒙独、满独、港独,新独立的国家内部也要闹独立。不早就有人要把中国大卸八块吗?最后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领土边界之争、历史怨仇之争,闹不好战火不断,最后遭灾的还是老百姓。前南斯拉夫就是例子。

从风险分析的角度说,统一对老百姓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防范(hedge against)独立带来的巨大风险。


2008-3-19 17:38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2  

任何国家、国土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暴力占领来的东西就应该还给别人。

中国历史上,不要说各个朝代的国土大小不一完全不同,就是处于同一个朝代,领土也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这就比如你家的房子,也随着你钱包的丰满程度,有可能变大,有可能变小不是?

今人的政治智慧难道还不如古人,分裂后就一定要纷争不断吗?明朝时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几百年一直维持和平共处,直到邓小平时代之前都没有什么问题。

南斯拉夫怎么了?长痛不如短痛,短痛过后现在不是很好吗?苏联分裂后直到现在不是也很好?大卸八块,天塌不下来。老百姓只有过得更好。竭力用高压手段维持大一统,就太平了吗?看看现在的西藏吧。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1:42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3  

为什么北京政权死死咬住达赖?

张鹤慈


从政府总理到西藏的地方官员,都咬住达赖;说这次西藏的骚乱是达赖“有组织的策划的”。而且都说有“充分的证据”。

如果证据充分,为什么不公布这些证据?今天中共的处境,二十分的需要这些说明达赖策划动乱的证据。需要给国际世界一个交代。

不公布自己手中的证据,只能是手中没有证据。

中共可以证明,达赖和西藏僧侣和平抗议有联系,不能证明达赖的西藏的骚乱有联系。

西藏的骚乱,虽然暴露了中共对西藏治理的失败,但同时,对达赖的非暴力抗争,也是帮了倒忙。试想,如果西藏僧侣在全世界和西藏齐心合力的和平抗议;中共将会十分的难于招架。

不论从达赖的非暴力的主张,还是从利益的分析,西藏的骚乱都不利于达赖的政治行动。

那么,中共为什么一定要一口咬住达赖?

中共就是明明知道达赖和西藏的骚乱没有关系,但也一定不能不咬死达赖。

中共是统战的老手,是政治厚黑学的高材生。他们对分清敌,我,友,对什么是优先打击的主要敌人,什么是现在需要团结,利用,等到近来再消灭的次要敌人,是非常讲究的。

为什么这次中共不把矛头针对主张西藏独立,和主张暴力对抗的新一代西藏人?而仍然把矛头针对温和,只求自治的达赖?

因为中共心里清楚,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今天的主要敌人就是达赖。今天西藏问题的主战场不在西藏,而在国际。

获得诺贝尔奖的达赖,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不论是政界,文化艺术界,还是普通的民众,达赖都在人心的争取上战果辉煌。特别是天主教教会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作为一个为民族。为宗教的流亡者形象,都成为达赖拥有无形而有力的资源。

中共借西藏的骚乱,一方面是想消弱达赖的形象。

另一个中共咬住达赖的原因,是中共希望借达赖的影响力;制约西藏年轻的独立者。

这个问题很微妙,表面上看,中共应该和达赖合作来制约年轻的西藏人,但基于达赖的影响力。如果中共把达赖和这些不满意达赖过于温和的造反者分隔,只能使年轻的西藏人去掉了压力而更极端,更活跃。

当这些年轻的西藏人,他们的过激行为,被中共指责为达赖是幕后人时。他们的行为就必须有所收敛;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因为他们的行为,毁掉达赖多年积累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支持。如果中共把他们和达赖分割开。他们就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必考虑是否会伤害达赖的地位和形象。独立和暴力运动可能会越燃越烈。

但是,开西藏问题的钥匙,仍然在达赖的手中。中共也许是希望达赖过世后,西藏可能容易分而治之,也许是迷信经济发展是万灵药方。也许只是怕看到达赖回到西藏后的失控局面。中共目前是被动的托,如在一条处处可能决口的河上的护堤人。

关于西藏自治,我是不明白怎么自治法,谁来治?让长期流亡在国外的流亡政府回来治,和让西藏人自己选举政府来治一样是几乎不可能的。依靠达赖的威望,组织以僧侣为核心的政治,有可能,但到底是对西藏社会和西藏人民意味着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另一个可能是现在西藏的领导层出现一个有实力的,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集团。这同样对西藏的是福是祸弄不清楚。

自治的可能性不高,西藏独立倒反而是一点可能;条件是中央政府的崩塌和内地的分裂。如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一样;中央没有能力控制边疆的时候,西藏就独立了。

当然更理想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后;自治,独立应该都不是主要问题了。最理想的状况是真正民主化的中国后的民族自决;民主化后的中国,西藏人是否会选择留在中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对台湾问题,都说,中国的民主化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对西藏不是一样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19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4  

当我们的专制暴政受到别的民族反抗的时候

格丘山


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治正受到挑战,听共产党说,那里的汉人和游人正受到藏族暴徒进攻。有些海外的学生和侨胞,甚至有些民运分子义愤填膺,爱国情绪高涨,中华民族又到了神经兮兮的时候。

但是也有人质疑这些暴徒进攻汉人是真的吗?是不是共产党的便衣和解放军又去扮成暴民烧房子杀人,然后找到理由去镇压藏人。人们所以这样质疑有二个理由:

首先这个党和政府有这样的前科,就像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使人无法相信,谁也弄不清这次是不是故伎重演。

其次这个党和政府一贯封闭消息,提供假消息,甚至公开禁止新闻自由,它有着国际社会最坏的CREDIT记录。这次它同样不让外国记者去采访,如果没有鬼为什么不让大家去采访?中国共产党用这个方法封闭历史几十年,人们在它独家谎言新闻的圈子中吵来吵去猜测真象,甚至农村在饿死人的时候,它的报纸还在高唱大跃进,至今连三年灾荒死多少人,六四有没有死人,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等等都是一笔胡涂账。

面对这么一个历史上卑劣手段无不用之极,而且说谎成性的政党和政府,如今大叫受到外族暴徒进攻的时候,我们应该跟着它一起跳一起叫吗?

我们先不管这次所谓藏族暴徒进攻汉人是真是假,我们不是对这个坚持说谎,坚持独家言论的党和政府没有控制办法吗?正像叫狼来了的孩子必须为它的说谎付出代价一样,打破它的这种卑劣行为的方法,就是国际上分析和看待它的事情时只能按照对它最不利的可能假定去理解,因为它犯了一贯毁灭证据,制造伪证罪,制造谎言罪。如果媒体和国际坚持这么做下去,共产党看到说谎到处碰壁和吃亏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用了,它的谎言统治中国的国策也就寿终正寝了。

其次,我们也不应去责备那些对它的叫喊反映冷漠的人们。对于一个说谎成性和专制的政权,伦理的基础上已经被他们的无法无天破坏得极其微弱或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他们又对自己伤害别人的罪行拒不认错,人们对于他们的叫喊,最多感到遗憾,却又何能怜悯呢?恐怕这就是对说谎成性的人,政党和政府的天理报复吧。

下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藏族暴徒进攻汉人为真,那么是不是应该触发我们的爱国情绪和神经,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呢?

如果是在日本,在印尼或其它国家,我们的侨民在那里受到进攻,我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骚扰,我们受到了歧视,我们的爱国情绪激起,这是毫无异议的。

如果中国的上海或天津沦入日本或者其它国家的殖民地,在那里我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骚扰,我们受到了歧视,我们的爱国情绪激起,这也是毫无异议的。

现在问题是被我们的专制政府统治的西藏,一个比我们弱小,落后很多的民族向我们进攻, 这是我们受到了歧视吗?显然不是,这里传达的信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而是一个弱小,落后的民族不喜欢我们的统治,实际上他们的进攻和骚扰,面对有着数百万军队的大汉民族,只是无奈和疲软的反抗,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也许要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热爱自己的信仰的民族也许这是不奇怪的。

对于我们海外的华人,这更不应该奇怪了。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这个政党和政府的专制和说谎统治,一个个跑到国外来了,有什么理由要一个其它民族去忍耐它的专制统治和谎言治国?所以,中国人,将你放在一个西藏人的地位去想一想,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歇斯底里发作式的爱国表现是多么横蛮、无理和缺乏人道。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27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5  

"对于我们海外的华人,这更不应该奇怪了。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这个政党和政府的专制和说谎统治,一个个跑到国外来了,有什么理由要一个其它民族去忍耐它的专制统治和谎言治国?所以,中国人,将你放在一个西藏人的地位去想一想,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歇斯底里发作式的爱国表现是多么横蛮、无理和缺乏人道。"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33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6  

西藏问题之我见

华宏勋


最近发生的西藏动乱从情理上分析,我认为非常可能是藏独分子蓄意制造的。理由是今年要开奥运会。中国当局绝不会自己挑动事端。而藏独分子在现在闹事却是大好时机。而且事端闹得越大对他们越有利。而在动乱中受伤害的可能都是汉族人。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对中国的安全极其重要。如果没有西藏,中国的腹地四川就成为边疆。而且如果西藏独立一旦成为事实,接下来的就是西藏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中国绝对不能允许西藏独立。

达赖等人一直在宣传要保卫西藏的文化。而且说他们要保卫西藏人民的人权。我们都知道在达赖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时的西藏是农奴社会。人民是奴隶。他们有人权吗?西藏的宗教是非常野蛮的。西藏人劳累了一年自己留下的很少,而把大部分的劳动所得送给了神庙、他们从家乡去拉萨走一步跪拜一次。这样的信仰使他们不能够把主要的精力从事生产,生活又如何能够迅速改善?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文化说实在是要不得的。中国的其他地区为帮助西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西藏除了对中国的安全有贡献,而在其他方面藏族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几乎是零。在这方面中国的藏族人的地位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有一点相似。可以想象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允许印第安人搞独立的。所以用这个道理中国完全有理由坚决反对西藏独立。中国有理由大规模向西藏移民,有理由改革西藏的宗教使政教分离。对落后的文化就是要推陈出新。这样做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世界人民也会理解和支持的。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36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7  

王力雄:“我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德国之声


连日来,德国的各类媒体到处可以看到西藏的画面。不过,情绪多于事实,西藏到底面临怎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德国之声中文网电话访问了中国知名自由作家、“天葬”一书的作者王力雄。王力雄认为,中国多年治理西藏的政策不成功,路线不对头。中国必须对问题的根本进行反省。为了解决问题,光靠武力镇压不行,因为武力总有到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德国之声:周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说,如果暴力升级,局面失控,他将提出辞呈。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不可以退下的。那么,他所指的应该是政治职务。达赖喇嘛担任的是什么政治官职呢?

王力雄:达赖喇嘛实际上不担任政治职务。但西藏议会和流亡政府曾经表示,在重要事情和决策上,要听取达赖喇嘛的意见,由达赖喇嘛来做主。所谓辞职或退下,可能就是不再做这个主了。

德国之声:有媒体认为,达赖喇嘛对局面失去控制了。

王力雄:这要看怎么理解"失去控制"。所有的藏人都对他十分尊重。可能有很多藏人不同意他的政治路线,但对他作为宗教领袖的个人,还是百分之百的服从,即便同他的政治路线观点不同。所以我认为,不存在达赖喇嘛影响力以及他控制不了局面的问题。但他一直主张非暴力和平斗争,而他领导的这个群体发生了暴力倾向或者卷入暴力冲突,他的停止暴力冲突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的话,那么他说他不再担当这个群体领袖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是自然而然的。当年的甘地也常提出这样的说法。

德国之声:这回西藏发生骚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力雄:我想这是中国多年来治理西藏的政策和路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总的来讲,治理西藏是不成功的,路线是不对头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在西藏使用的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希望这种方式实现世俗化并消解西藏问题,割断境内藏人同达赖喇嘛的关系。但实际上因西藏传统文化所决定,藏人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割断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再多经济上的好处,却让他感到在精神领域受到压抑,在政治方面是不自由的,那他不会因为经济上得到的一点好处而感恩戴德。只要有一点可能,它就会连锁性地爆发。

德国之声:但西方媒体却报道说,西藏人民之所以不满,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好处。

王力雄: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绝对值看,藏人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在相对值上,同内地相比,跟身边的外族人相比,他们得到的很少,相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引起他们很大不满。另外,在世俗化的进程当中,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即便同以前相比有所改善,但同欲望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外来人在西藏人原本领土上,把他们边缘化了,让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中节节败退。参与闹事的可能都是失业的,生活上相对又困难的,得到优越待遇的人参与打砸抢的比较少。群众性的运动,一旦到了发泄的时候,往往会无理智的、用武力来表现。这不是西藏独有的现象。但它是一种结果,不是根源。

德国之声:出现骚乱,不动用武力镇压,又该怎么办呢?

王力雄:出现了违法,当然要镇压,镇压不住,只有开枪。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这么说。不过,你如果永远这么说,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总有一天,枪会用不下去的。所以,不要镇压完了就截止了,你要想到原因是什么,要改变治理西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政府必须想法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原来的做法,反省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德国之声: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倒被边缘化,这就是达赖喇嘛说的对藏人文化的"民族屠杀"?

王力雄: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宗教。不加节制地将竞争经济引入藏地,大量移民,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对藏民族的保护,这就使得汉人在竞争中的优势远远强于当地人,这样,当地的文化自然受到破坏,因为它的生产方式自然被摧毁,生活方式随着生产方式改变,加上宗教在各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达赖喇嘛认为,这是一种对西藏文化的清洗和屠杀的话,我觉得也不为过。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过数次对话,但不同达赖喇嘛举行直接对话。直接对话会损害什么呢?

王力雄: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仅限于公关活动,是一种在国际上的表现,并非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西藏已在它的治理之下了,军队警察都由它控制。有什么要同达赖喇嘛协商解决的呢?达赖喇嘛造成的唯一麻烦便是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要告诉国际社会,它在做这方面的沟通,这样,它觉得就够了。

德国之声:怎么理解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他提出的条件是过高了吗?

王力雄:我是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我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一个较好的办法。但高度自治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由人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现在的西藏名义上也自治,但官员都是北京指派的,那么,怎么可能自治呢?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对领土有要求吗?

王力雄:所谓领土要求也是在中国境内,如要把藏区合在一起,只是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并不存在领土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连当年陈毅都说过,可以考虑将藏区合并在一起。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相互不相容的问题。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

王力雄:当然。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就是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自由作家,代表作品有"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黄祸"(1991)。)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45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18  

谁动了西藏农奴的人皮?

唐丹鸿


最近见有同志在贴子里说到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有点哭笑不得。显然这些同志的信息太陈旧,跟我小时候参观“解放西藏XX年展览”时所知道的差不多——展览上,面带仇恨表情的木头模特穿着“染血”的破袍;一些巴郎鼓据说上面蒙着西藏农奴的皮;几盏酥油灯,据说被金珠玛米解救前,点的可是奴隶的人油;还有用人头骨做的碗,人骨做的号、几串沉重的脚镣手铐等,把小朋友我骇得面无人色手心出汗紧紧抓住老师的衣角,万分庆幸自己生在一点儿也不万恶的新社会;继而义愤填膺小脸通红一点点大就肾上腺素剧烈升高,觉得奴隶主也太罄竹难书了,居然把人头骨做成碗盛饭饭吃,好好的菜油灯不点要点人油灯,还吹人骨号打人皮鼓,简直比大地主刘文彩还恶魔!

说到刘文彩和收租院,那又是一个让小朋友们从涕泪滂沱旧社会、到庆幸感恩共产党、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地方。结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没过几年,刘文彩同志就又被人揭发,说他当年根本就没干过那些坏事。这一点也被咱知错就改的政府证实了,平反了,实际上刘文彩对佃农还很好,还出资办学,他当年办的“文彩中学”好像还是免费的,就算不免费,也是对贫困生免费的。当今读不起书的娃娃有点生不逢时啊,要是早生几年、生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附近,可能就读成了博士,在多维上纵横驰骋了。该地主庄园里不仅没有水牢(那原是他家存放烟叶的地窖),冷月英大嫂也承认了,当年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作了蹲水牢的故事;至于什么把雇工的口鼻堵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灌气、把肚皮打爆的事情更属革命同志们的天才灵感创作(想必有同志还记得那本著名连环画《收租院》,里面有一页画的就是这个,当年小朋友翻书,最喜欢看这一页哦)。现在人家雕塑名作“收租院”群像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的政治波普代表作,被围在厚厚的玻璃墙里面“立此存照”呢。前几年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同志还拍案而起,要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复制“收租院”的某艺术家绳之以法,以坚决捍卫川美在“收租院”上的合法权益!在此顺便建议搞当代艺术的同志,也用“解放西藏XX年”为母本复制或加工,应该没有哪家美院与你版权纠纷。反正这几年美术界、特别是行为艺术界的同志们灵感奔溢,铁钩穿肉把自己倒吊起来、滴血到烧热的钢板上啦、剁死婴头啦、活剖家猪啦之类的不是没干过。哦,扯远了,链子都懒得给你们,古歌上自己找,多得很。还是回到剥人皮的话题吧,长话短说,那都是bullshit 。

十多年前我到西藏旅游没几天,就被当年在西藏大肆收藏藏族同胞古董文物的汉人援藏同志扫盲了,原来头骨碗,腿骨号、甚至人皮蒙面的小鼓倒的确有,然而却是神圣的宗教法器。佛教传入西藏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西藏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的观念,形成了浩博精深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以及形式繁复含义深邃的宗教仪轨。在这些独特的宗教仪轨中,所使用的各种法器、这些法器所取用的材料皆具丰富的象征意义,代表一些佛教的基本观念和思想。

比如西藏密宗的手鼓,俗称嘎巴拉鼓,通常由两片天灵盖骨制成,窄腰,腰间系以彩带及两个小骨锤。双面,鼓面以人皮制成,鼓皮涂以绿色。手持鼓腰摇动,小锤即击鼓面发声。修法时摇鼓,代表赞颂诸佛菩萨的功德,配合金刚铃、金刚杵使用。

骨号则一般用过世的尼姑或僧人的胫骨制成,藏语称为“罡洞”,此法器所吹奏出的乐音,象征驱散一切邪魔。

而前面说的“人头碗”,为怒尊所持之法器,也是西藏密宗修法时,常见的法器之一。通常以喇嘛死后的头盖骨做成,表徵空性。平通用以盛甘露,供於坛城上,或代表一切福德智慧资粮。

再重申一遍,关于这些法器的小知识,最早是咱汉人援藏干部告诉我的。后来结识了一些西藏僧人朋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些年我在康区拍天葬师,亲见一位死者的头盖骨,因其形状和骨纹符合仪轨中的要求,而被保留下来用作法器。藏民族普遍虔信佛教,崇尚布施。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是承载灵魂的皮囊,一旦生命泯息,躯壳应作为美好的礼品给其它形式的生命,若还能用于供养和礼佛,这对虔诚教徒来说是何等殊荣!若人皮、人骨被用作法器是一种折磨的话,藏传佛教何以深入藏民族人心,绵延千年,至今依然繁盛?且佛光西渐,连成天口口声声民主人权的西方人士也不哼一声呢?西藏各地大小寺庙“自古以来”都有这类法器,现在也如此,无论是我们的公安还是国安的同志都知道,派驻各寺庙的政府宗教办干部也清楚,否则早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了是不?所以,让我悄悄告诉那些还在大喊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活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的同志们小声点,最好是别说了,免得把其他许多有常识的同志们的牙巴笑掉。真的,这是常识,前些年国内西藏热,这几年还在热,从咱中国藏学出版社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到其他省级民族出版社都有这类普及读物。古歌上一搜,出来一大堆。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2:49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悟空

#19  

达赖治下的旧西藏真是田园牧歌式的香格里拉吗?读读这位西方作者的文章。

.....Not all Tibetan exiles are enamoured of the old Shangri-La theocracy. Kim Lewis, who studied healing methods with a Buddhist monk in Berkeley, California, had occasion to talk at length with more than a dozen Tibetan women who lived in the monk’s building. When she asked how they felt about returning to their homeland, the sentiment was unanimously negative. At first, Lewis assumed that their reluctance had to do with the Chinese occupation, but they quickly informed her otherwise. They said they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not to have to marry 4 or 5 men, be pregnant almost all the time,” or deal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contacted from a straying husband. The younger women “were delighted to be getting an education, wante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any religion, and wondered why Americans were so naïve [about Tibet].”....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Source: Washington Post)

==============================================================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updated and expanded version, January 2007)
by Michael Parenti

I. For Lords and Lamas

Along with the blood drenched landscape of religious conflict there is the experience of inner peace and solace that every religion promises, none more so than Buddhism. Standing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intolerant savagery of other religions, Buddhism is neither fanatical nor dogmatic--so say its adherents. For many of them Buddhism is less a theology and more a meditative and investigative discipline intended to promote an inner harmony and enlightenment while directing us to a path of right living. Generally, the spiritual focus is not only on oneself but on the welfare of others. One tries to put aside egoistic pursuits 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ne’s connection to all people and things.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tries to blend individual liberation with responsible social action in order to build an enlightened society.

A glance at history, however, reveals that not all the many and widely varying forms of Buddhism have been free of doctrinal fanaticism, nor free of the violent and exploitative pursuits so characteristic of other religions. In Sri Lanka there is a legendary and almost sacred recorded history about the triumphant battles waged by Buddhist kings of yor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ddhists clashed violently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non-Buddhists in Thailand, Burma, Korea, Japan, India, and elsewhere. In Sri Lanka, armed battles between Buddhist Sinhalese and Hindu Tamils have taken many lives on both sides. In 1998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listed thirty of the world’s most violent and dangerous extremist groups. Over half of them were religious, specifically Muslim, Jewish, and Buddhist. 1

In South Korea, in 1998, thousands of monks of the Chogye Buddhist order fought each other with fists, rocks, fire-bombs, and clubs, in pitched battles that went on for weeks. They were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order, the largest in South Korea, with its annual budget of $9.2 million, its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perty, and the privilege of appointing 1,700 monks to various offices. The brawls damaged the main Buddhist sanctuaries and left dozens of monks injured, some seriously. The Korean public appeared to disdain both factions, feeling that no matter what side took control, “it would use worshippers’ donations for luxurious houses and expensive cars.” 2

As with any religion, squabbles between or within Buddhist sects are often fueled by the material corruption and personal deficiencies of the leadership. For example, in Nagano, Japan, at Zenkoji, the prestigious complex of temples that has hosted Buddhist sects for more than 1,400 years, “a nasty battle” arose between Komatsu the chief priest and the Tacchu, a group of temples nominally under the chief priest's sway. The Tacchu monks accused Komatsu of selling writings and drawings under the temple's name for his own gain. They also were appalled by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he was seen in the company of women. Komatsu in turn sought to isolate and punish monks who were critical of his leadership. The conflict lasted some five years and made it into the courts. 3

But what of Tibetan Buddhism? Is it not an exception to this sort of strife? And what of the society it helped to create? Many Buddhists maintain that,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in 1959, old Tibet was a spiritually oriented kingdom free from the egotistical lifestyles, empty materialism, and corrupting vices that beset mod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Western news media, travel books, novels, and Hollywood films have portrayed the Tibetan theocracy as a veritable Shangri-La. The Dalai Lama himself stated that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Tibet, “amid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 unspoiled environment resulted in a society dedicated to peace and harmony. We enjoyed freedom and contentment.” 4

A reading of Tibet’s history suggests a somewhat different picture. “Religious conflict was commonplace in old Tibet,” writes one western Buddhist practitioner. “History belies the Shangri-La image of Tibetan lamas and their followers living together in mutual tolerance and nonviolent goodwill. Indeed,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Old Tibet was much more like Europe during the religious wars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5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mperor Kublai Khan created the first Grand Lama, who was to preside over all the other lamas as might a pope over his bishops.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sent an army into Tibet to support the Grand Lama, an ambitious 25-year-old man, who then gave himself the title of Dalai (Ocean) Lama, ruler of all Tibet. Here is a historical irony: the first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by a Chinese army.

His two previous lama “incarnations” were then retroactively recognized as his predecessor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1st Dalai Lama into the 3rd Dalai Lama. This 1st (or 3rd) Dalai Lama seized monasterie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his sect, and is believed to have destroyed Buddhist writings that conflicted with his claim to divinity. The Dalai Lama who succeeded him pursued a sybaritic life, enjoying many mistresses, partying with friends, and acting in other ways deemed unfitting for an incarnate deity. For these transgressions he was murdered by his priests. Within 170 years, despite their recognized divine status, five Dalai Lamas were killed by their high priests or other courtiers. 6

For hundreds of years competing Tibetan Buddhist sects engaged in bitterly violent clashes and summary executions. In 1660, the 5th Dalai Lama was faced with a rebellion in Tsang province, the stronghold of the rival Kagyu sect with its high lama known as the Karmapa. The 5th Dalai Lama called for harsh retribution against the rebels, directing the Mongol army to obliterate the male and female lines, and the offspring too “like eggs smashed against rocks…. In short, annihilate any traces of them, even their names.” 7

In 1792, many Kagyu monasteries were confiscated and their monks were forcibly converted to the Gelug sect (the Dalai Lama’s denomination). The Gelug school, known also as the “Yellow Hats,” showed little tolerance or willingness to mix their teachings with other Buddhist sects. In the words of one of their traditional prayers: “Praise to you, violent god of the Yellow Hat teachings/who reduces to particles of dust/ great beings, high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who pollute and corrupt the Gelug doctrine.” 8 An eighteenth-century memoir of a Tibetan general depicts sectarian strife among Buddhists that is as brutal and bloody as any religious conflict might be. 9 This grim history remains largely unvisited by present-day follower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West.

Religions hav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violence but with economic exploitation. Indeed, it is often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necessitates the violence.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Tibetan theocracy. Until 1959, when the Dalai Lama last presided over Tibet, most of the arable land was still organized into manorial estates worked by serfs. These estates were owned by two social groups: the rich secular landlords and the rich theocratic lamas. Even a writer sympathetic to the old order allows that “a great deal of real estate belonged to the monasteries, and most of them amassed great riches.” Much of the wealth was accumulated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rade, commerce, and money lending.” 10

Drepung monastery was one of the biggest landowners in the world, with its 185 manors, 25,000 serfs, 300 great pastures, and 16,000 herdsmen. The wealth of the monasteries rested in the hands of small numbers of high-ranking lamas. Most ordinary monks lived modestly and had no direct access to great wealth. The Dalai Lama himself “lived richly in the 1000-room, 14-story Potala Palace.” 11

Secular leaders also did well. A notable exampl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ibetan army, a member of the Dalai Lama’s lay Cabinet, who owned 4,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nd 3,500 serfs. 12 Old Tibet has been misrepresented by some Western admirers as “a nation that required no police force because its people voluntarily observed the laws of karma.” 13 In fact. it had a professional army, albeit a small one, that served mainly as a gendarmerie for the landlords to keep order, protect their property, and hunt down runaway serfs.

Young Tibetan boys were regularly taken from their peasant families and brought into the monasteries to be trained as monks. Once there, they were bonded for life. Tashì-Tsering, a monk, reports that it was common for peasant children to be sexually mistreated in the monasteries. He himself was a victim of repeated rape, beginning at age nine. 14 The monastic estates also conscripted children for lifelong servitude as domestics, dance performers, and soldiers.

In old Tibet there were small numbers of farmers who subsisted as a kind of free peasantry, and perhaps an additional 10,000 people who composed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of merchants, shopkeepers, and small traders. Thousands of others were beggars. There also were slaves, usually domestic servants, who owned nothing. Their offspring were born into slavery. 15 The majorit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ere serfs. Treated little better than slaves, the serfs went without schooling or medical care, They were under a lifetime bond to work the lord's land--or the monastery’s land--without pay, to repair the lord's houses, transport his crops, and collect his firewood. They were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carrying animals and transportation on demand.16 Their masters told them what crops to grow and what animals to raise. They could not get marri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lord or lama. And they might easily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should their owners lease them out to work in a distant location. 17

As in a free labor system and unlike slavery, the overlords had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erf’s maintenance and no direct interest in his or her survival as an expensive piece of property. The serfs had to support themselves. Yet as in a slave system, they were bound to their masters, guaranteeing a fixed and permanent workforce that could neither organize nor strike nor freely depart as might laborers in a market context. The overlords had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ne 22-year old woman, herself a runaway serf, reports: “Pretty serf girls were usually taken by the owner as house servants and used as he wished”; they “were just slaves without rights.”18 Serfs needed permission to go anywhere. Landowners had legal authority to capture those who tried to flee. One 24-year old runaway welcome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as a “liberation.” He testified that under serfdom he was subjected to incessant toil, hunger, and cold. After his third failed escape, he was merciless beaten by the landlord’s men until blood poured from his nose and mouth. They then poured alcohol and caustic soda on his wounds to increase the pain, he claimed.19

The serfs were taxed upon getting married, taxed for the birth of each child and for every death in the family. They were taxed for planting a tree in their yard and for keeping animals. They were taxed for religious festivals and for public dancing and drumming, for being sent to prison and upon being released. Those who could not find work were taxed for being unemployed, and if they traveled to another village in search of work, they paid a passage tax. When people could not pay, the monasteries lent them money at 20 to 50 percent interest. Some deb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to grandson. Debtors who could not meet their obligations risked being cast into slavery.20

The theocracy’s religious teachings buttressed its class order. The poor and afflicted were ta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their troubles upon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ir wicked ways in previous lives. Hence they had to accept the misery of their present existence as a karmic atonement and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ir lot would improve in their next lifetime. The rich and powerful treated their good fortune as a reward for, and tangible evidence of, virtue in past and present lives.

The Tibetan serfs were something more than superstitious victims, blind to their own oppression. As we have seen, some ran away; others openly resisted, sometimes suffering dire consequences. In feudal Tibet, torture and mutilation--including eye gouging, the pulling out of tongues, hamstringing, and amputation--were favored punishments inflicted upon thieves, and runaway or resistant serfs. Journeying through Tibet in the 1960s, Stuart and Roma Gelder interviewed a former serf, Tsereh Wang Tuei, who had stolen two sheep belonging to a monastery. For this he had both his eyes gouged out and his hand mutilated beyond use. He explains that he no longer is a Buddhist: “When a holy lama told them to blind m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good in religion.”21 Since it was against Buddhist teachings to take human life, some offenders were severely lashed and then “left to God” in the freezing night to di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ibet and medieval Europe are striking,” concludes Tom Grunfeld in his book on Tibet. 22

In 1959, Anna Louise Strong visited an exhibition of torture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Tibetan overlords. There were handcuff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small ones for children, and instruments for cutting off noses and ears, gouging out eyes, breaking off hands, and hamstringing legs. There were hot brands, whips, and special implements for disemboweling. The exhibition presented photographs and testimonies of victims who had been blinded or crippled or suffered amputations for thievery. There was the shepherd whose master owed him a reimbursement in yuan and wheat but refused to pay. So he took one of the master’s cows; for this he had his hands severed. Another herdsman, who opposed having his wife taken from him by his lord, had his hands broken off. There were pictures of Communist activists with noses and upper lips cut off, and a woman who was raped and then had her nose sliced away.23

Earlier visitors to Tibet commented on the theocratic despotism. In 1895, an Englishman, Dr. A. L. Waddell, wrote that the populace was under the “intolerable tyranny of monks” and the devil superstitions they had fashioned to terrorize the people. In 1904 Perceval Landon described the Dalai Lama’s rule as “an engine of oppression.” At about that time, another English traveler, Captain W.F.T. O’Connor, observed that “the great landowners and the priests… exercise each in their own dominion a despotic power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while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most monstrous growth of monasticism and priest-craft.” Tibetan rulers “invented degrading legends and stimulated a spirit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In 1937, another visitor, Spencer Chapman, wrote, “The Lamaist monk does not spend his time in ministering to the people or educating them. . . . The beggar beside the road is nothing to the monk. Knowledge is the jealously guarded prerogative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s used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and wealth.”24 As much as we might wish otherwise, feudal theocratic Tibet was a far cry from the romanticized Shangri La so enthusiastically nurtured by Buddhism’s western proselytes.

II. Secularization vs. Spirituality

What happened to Tibet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oved into the country in 1951? The treaty of that year provided for ostensible self-governance under the Dalai Lama’s rule but gave China military control and exclusive right to conduct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ese were also granted a direct role i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social reforms.” Among the earliest changes they wrought was to reduce usurious interest rates, and build a few hospitals and roads. At first, they moved slowly, relying mostly on persuasion in an attempt to effect reconstruction. No aristocratic or monastic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and feudal lords continued to reign over their hereditarily bound peasant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n the West,” claims one observer, the Chinese “took care to show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25

Over the centuries the Tibetan lords and lamas had seen Chinese come and go, and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his reactionary Kuomintang rule in China.26 The approval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needed to validate the choice of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When the current 14th Dalai Lama was first installed in Lhasa, it was with an armed escort of Chinese troops and an attending Chines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centuries-old tradition. What upset the Tibetan lords and lamas in the early 1950s was that these latest Chinese were Communists. It would be only a matter of time, they feared, before the Communists started imposing their collectivist egalitarian schemes upon Tibet.

The issue was joined in 1956-57, when armed Tibetan bands ambushed convoy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uprising received extensive assistance from the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including military training, support camps in Nepal, and numerous airlifts.27 Mean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 a CIA-financed front, energetically publicized the cause of Tibetan resistance, with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Thubtan Norbu,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at organization. The Dalai Lama's second-eldest brother, Gyalo Thondup, established 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with the CIA as early as 1951. He later upgraded it into a CIA-trained guerrilla unit whose recruits parachuted back into Tibet.28

Many Tibetan commandos and agents whom the CIA dropped into the country were chiefs of aristocratic clans or the sons of chiefs. Ninety percent of them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IA itself, meaning they were most likely captured and killed.29 “Many lamas and lay members of the elite and much of the Tibetan army joined the uprising, but in the main the populace did not, assuring its failure,” writes Hugh Deane.30 In their book on Tibet, Ginsburg and Mathos reach a similar conclusion: “As far as can be ascertain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Lhasa and of the adjoining countryside failed to join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both when it first began and as it progressed.”31 Eventually the resistance crumbled.

Whatever wrongs and new oppressions introduced by the Chinese after 1959, they did abolish slavery and the Tibetan serfdom system of unpaid labor. They eliminated the many crushing taxes, started work projects, and greatly reduced unemployment and beggary. They established secular schools, thereby breaking the educational monopoly of the monasteries. And they constructed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 Lhasa.32

Heinrich Harrer (later revealed to have been a sergeant in Hitler’s SS) wrote a bestseller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Tibet that was made into a popular Hollywood movie. He reported that the Tibetans who resisted the Chinese “were predominantly nobles, semi-nobles and lamas; they were punished by being made to perform the lowliest tasks, such as laboring on roads and bridges. They were further humiliated by being made to clean up the city before the tourists arrived.” They also had to live in a camp originally reserved for beggars and vagrants--all of which Harrer treats as sure evidence of the dreadful nature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33

By 1961, Chinese occupation authorities expropriated the landed estates owned by lords and lamas. They distributed many thousands of acres to tenant farmers and landless peasants, reorganizing them into hundreds of communes.. Herds once owned by nobility were turned over to collectives of poor shepherds.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breeding of livestock, and new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and new strains of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along with irrigation improvements, all of which reportedly led to an increase in agrarian production.34

Many peasants remained as religious as ever, giving alms to the clergy. But monks who had been conscripted as children into the religious orders were now free to renounce the monastic life, and thousands did,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The remaining clergy lived on modest government stipends and extra income earned by officiating at prayer services, weddings, and funerals.35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dvisor and youngest brother, Tendzin Choegyal, claimed that “more than 1.2 million Tibetans are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36 The official 1953 census--six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record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ibet at 1,274,000.37 Other census counts put the population within Tibet at about two million. If the Chinese killed 1.2 mi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n almost all of Tibet, would have been depopulated, transformed into a killing field dotted with death camps and mass graves--of which we have no evidence. The thinly distributed Chinese force in Tibet could not have rounded up, hunted down, and exterminated that many people even if it had spent all its time doing nothing else.

Chinese authorities claim to have put an end to floggings, mutilations, and amputations as a for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They themselves, however, have been charged with acts of brutality by exile Tibetans. The authorities do admit to “mistake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reached a high tide in both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uprising in the late 1950s, thousands of Tibetans were incarcera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grain farming were imposed on the Tibetan peasantry, sometimes with disastrous effect on production.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began relaxing controls “and tried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wrought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38

In 198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reforms reportedly designed to grant Tibet a greater degree of self-rule and self-administration. Tibetans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ultivate private plots, sell their harvest surpluse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crops to grow, and keep yaks and sheep.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as again permitted, and frontier controls were eased to permit some Tibetans to visit exiled relatives in India and Nepal.39 By the 1980s many of the principal lamas had begun to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ina and the exile communities abroad, “restoring their monasteries in Tibet and helping to revitalize Buddhism there.”40

As of 2007 Tibetan Buddhism was still practiced widely and tolerated by officialdom. Religious pilgrimages and other standard forms of worship were allowed but within limits. All monks and nuns had to sign a loyalty pledge that they would not use their religious position to foment secession or dissent. And displaying photos of the Dalai Lama was declared illegal.41

In the 1990s, the Han, the ethnic group comprising over 95 percent of China’s immense population, began moving in substantial numbers into Tibet. On the streets of Lhasa and Shigatse, signs of Han colonization are readily visible. Chinese run the factories and many of the shops and vending stalls. Tall office buildings and large shopping centers have been built with funds tha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spent on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housing. Chinese cadres in Tibet too often view their Tibetan neighbors as backward and lazy, in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1990s Tibetan government employees suspected of harboring nationalist sympathies were purged from office, and campaigns were once again launched to discredit the Dalai Lama. Individual Tibetans reportedly were subjected to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forced labor for carrying out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ngaging in “political subversion.” Some were held i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without adequate food, water, and blankets, subjected to threats, beatings, and other mistreatment.42

Tibetan history, culture, and certainly religion are slighted in schools. Teaching materials, though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focus mainly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allow a three-child limit for Tibetan families. (There is only a one-child limit for Han families throughout China, and a two-child limit for rural Han families whose first child is a girl.) If a Tibetan couple goes over the three-child limit, the excess children can be denied subsidized daycare,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education. These penalties have been enforced irregularly and vary by district.43 None of these child services, it should be noted, were available to Tibetans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For the rich lamas and secular lords, th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was an unmitigated calamity. Most of them fled abroad, as did the Dalai Lama himself, who was assisted in his flight by the CIA. Some discovered to their horror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ork for a living. Many, however, escaped that fate. Throughout the 1960s,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was secretly pocketing $1.7 million a year from the CIA, according to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1998. Once this fact was publicized, the Dalai Lama’s organization itself issued a statement admitting that it had received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CIA during the 1960s to send armed squads of exiles into Tibet to undermine the Maoist revolution. The Dalai Lama's annual payment from the CIA was $186,000. Indian intelligence also financed both him and other Tibetan exiles. He has refused to say whether he or his brothers worked for the CIA. The agency has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44

In 1995, 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 North Carolina, carried a frontpage color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being embraced by the reactionary Republican senator Jesse Helms, under the headline “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45 In April 1999, along with Margaret Thatcher,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first George Bush, the Dalai Lama called up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lease Augusto Pinochet, the former fascist dictator of Chile and a longtime CIA client who was visiting England. The Dalai Lama urged that Pinochet not be forced to go to Spain where he was wanted to stand trial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a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other conduits that are more respectable sounding than the CIA, the U.S. Congress continued to allocate an annual $2 million to Tibetans in India, with additional millions for “democracy activities”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se funds, the Dalai Lama received money from financier George Soros.46

Whatever the Dalai Lama’s associations with the CIA and various reactionaries, he did speak often of peace, love, and nonviolence. He himself really cannot be blamed for the abuses of Tibet’s ancien régime, having been but 25 years old when he fled into exile. In a 1994 interview, he went on record as favoring the building of schools and roads in his country. He said the corvée (forced unpaid serf labor) and certain taxes imposed on the peasants were “extremely bad.” And he disliked the way people were saddled with old debts sometim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47During the half century of liv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he had embraced concepts such a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deas largely unknown in old Tibet. He even proposed democracy for Tibet, featur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nd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48

In 1996, the Dalai Lama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must have had an unsettling effect on the exile community. It read in part: “Marxism is founded on moral principles, while capitalism is concerned only with gain and profitability.” Marxism fosters “the equitable uti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cares about “the fat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victims of . . . exploitation. For those reasons the system appeals to me, and . . . I think of myself as half-Marxist, half-Buddhist.49

But he also sent a reassuring message to “those who live in abundance”: “It is a good thing to be rich... Those are the fruits for deserving actions, the proof that they have been generous in the past.” And to the poor he offers this admonition: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become bitter and rebel against those who have property and fortune... It is better to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50

In 2005 the Dalai Lama signed a widely advertised statement along with ten other Nobel Laureates supporting the “inalienable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of work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form labor union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many countries “this fundamental right is poorly protected and in some it is explicitly banned or brutally suppressed,” the statement read. Burma, China, Colombia, Bosnia,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 were singled out as among the worst offenders. Even the United States “fails to adequately protect workers’ rights to form unions and bargain collectively. Millions of U.S. workers lack any legal protection to form unions….”51

The Dalai Lama also gave full support to removing the ingrained traditional obstacles that have kept Tibetan nuns from receiving an education. Upon arriving in exile, few nuns could read or write. In Tibet their activities had been devoted to daylong periods of prayer and chants. But in northern India they now began reading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engaging in theological study and debate, activities that in old Tibet had been open only to monks.52

In November 2005 the Dalai Lama spok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on “The Heart of Nonviolence,” but stopped short of a blanket condemnation of all violence. Violent actions that are committed in order to reduce future suffering are not to be condemned, he said, citing World War II as an example of a worthy effort to protect democracy. What of the four years of carnage and mass destruction in Iraq, a war condemned by most of the world—even by a conservative pope--as a blat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Dalai Lama was undecided: “The Iraq war—it’s too early to say, right or wrong.”53 Earlier he had voiced support for th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gainst Yugoslavia and, later on, th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Afghanistan.54

III. Exit Feudal Theocracy

As the Shangri-La myth would have it, in old Tibet the people lived in contented and tranquil symbiosis with their monastic and secular lords. Rich lamas and poor monks, wealthy landlords and impoverished serfs were all bonded together, mutually sustained by the comforting balm of a deeply spiritual and pacific culture.

One is reminded of the idealized image of feudal Europe presented by latter-day conservative Catholics such as G. K. Chesterton and Hilaire Belloc. For them, medieval Christendom was a world of contented peasants living in the secure embrace of their Church, under the more or less benign protection of their lords.55 Again we are invited to accept a particular culture in its idealized form divorced from its murky material history. This means accepting it as presented by its favored class, by those who profited most from it. The Shangri-La image of Tibet bears no more resemblance to historic actuality than does the pastoral image of medieval Europe.

Seen in all its grim realities, old Tibet confirms the view I expressed in an earlier book, namely that culture is anything but neutral. Culture can operate as a legitimating cover for a host of grave injustices, benefiting a privileged portion of society at great cost to the rest.56 In theocratic feudal Tibet, ruling interests manipula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fortify their own wealth and power. The theocracy equated rebellious thought and action with satanic influence. It propagated the general presumption of landlord superiority and peasant unworthiness. The rich were represented as deserving their good life, and the lowly poor as deserving their mean existence, all codified in teachings about the karmic residue of virtue and vice accumulated from past lives, presented as part of God’s will.

Were the more affluent lamas just hypocrites who preached one thing and secretly believed another? More likely they were genuinely attached to those beliefs that brought such good results for them. That their theology so perfectly supported their material privileges only strengthened the sincerity with which it was embraced.

It might be said that we denizens of the modern secular world cannot grasp the equations of happiness and pain, contentment and custom, that characterize more traditionally spiritual societies. This is probably true, and it may explain why some of us idealize such societies. But still, a gouged eye is a gouged eye; a flogging is a flogging; and the grinding exploitation of serfs and slaves is a brutal class injustice whatever its cultural wrapping.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piritual bond and human bondage, even when both exist side by side

Many ordinary Tibetans want the Dalai Lama back in their country, but it appears that relatively few want a return to the social order he represented. A 1999 stor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notes that the Dalai Lama continues to be revered in Tibet, but


. . .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57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Dalai Lama is not the only highly placed lama chosen in childhood as a reincarnation. One or another reincarnate lama or tulku--a spiritual teacher of special purity elected to be reborn again and again--can be found presiding over most major monasteries. The tulku system is unique to Tibetan Buddhism. Scores of Tibetan lamas claim to be reincarnate tulkus.

The very first tulku was a lama known as the Karmapa who appeared nearly three centuries before the first Dalai Lama. The Karmapa is leader of a Tibetan Buddhist tradition known as the Karma Kagyu. The rise of the Gelugpa sect headed by the Dalai Lama led to a politico-religious rivalry with the Kagyu that has lasted five hundred years and continues to play itself out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oday. That the Kagyu sect has grown famously, opening some six hundred new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thirty-five years, has not helped the situation.

The search for a tulku, Erik Curren reminds us, has not always been conducted in that purely spiritual mode portrayed in certain Hollywood films. “Sometimes monastic officials wanted a child from a powerful local noble family to give the cloister more political clout. Other times they wanted a child from a lower-class family who would have little leverage to influence the child’s upbringing.” On other occasions “a local warlord, the Chinese emperor or even the Dalai Lama’s government in Lhasa might [have tried] to impose its choice of tulku on a monastery for political reasons.”58

Such may have been the case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17th Karmapa, whose monastery-in-exile is situated in Rumtek, in the Indian state of Sikkim. In 1993 the monks of the Karma Kagyu tradition had a candidate of their own choice. The Dalai Lama, along with several dissenting Karma Kagyu leader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cked a different boy. The Kagyu monks charged that the Dalai Lama had overstepped his authority in attempting to select a leader for their sect. “Neither his political role nor his position as a lama in his own Gelugpa tradition entitled him to choose the Karmapa, who is a leader of a different tradition…”59 As one of the Kagyu leaders insisted, “Dharma is about thinking for yourself. It is not about automatically following a teacher in all things, no matter how respected that teacher may be. More than anyone else, Buddhists should respect other people’s rights—their human rights and their religious freedom.”60

What followed was a dozen years of conflict 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punctuated by intermittent riots, intimidation, physical attacks, blacklisting, police harassment, litigation,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looting and undermining of the Karmapa’s monastery in Rumtek by supporters of the Gelugpa faction. All this has caused at least one western devotee to wonder if the years of exile were not hastening the moral corrosion of Tibetan Buddhism.61

What is clear is that not all Tibetan Buddhists accept the Dalai Lama as their 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mentor. Though he is referred to a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ibet,” many see this title as little more than a formality. It does not give him authority over the four religious schools of Tibet other than his own, “just as calling the U.S. president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gives him no role in governing France or Germany.”62

Not all Tibetan exiles are enamoured of the old Shangri-La theocracy. Kim Lewis, who studied healing methods with a Buddhist monk in Berkeley, California, had occasion to talk at length with more than a dozen Tibetan women who lived in the monk’s building. When she asked how they felt about returning to their homeland, the sentiment was unanimously negative. At first, Lewis assumed that their reluctance had to do with the Chinese occupation, but they quickly informed her otherwise. They said they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not to have to marry 4 or 5 men, be pregnant almost all the time,” or deal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contacted from a straying husband. The younger women “were delighted to be getting an education, wante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any religion, and wondered why Americans were so naïve [about Tibet].”63

The women interviewed by Lewis recounted stories of their grandmothers’ ordeals with monks who used them as “wisdom consorts.” By sleeping with the monks, the grandmothers were told, they gained “the means to enlightenment” -- after all, the Buddha himself had to be with a woman to reach enlightenment.

The women also mentioned the “rampant” sex that the supposedly spiritual and abstemious monks practic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Gelugpa sect. The women who were mothers spoke bitterly about the monastery’s confiscation of their young boys in Tibet. They claimed that when a boy cried for his mother, he would be told “Why do you cry for her, she gave you up--she's just a woman.”

The monks who were granted political asylum in California applied for public assistance. Lewis, herself a devotee for a time, assisted with the paperwork. She observes that they continue to receive government checks amounting to $550 to $700 per month along with Medicare. In addition, the monks reside rent free in nicely furnished apartments. “They pay no utilities, have fre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n computers provided for them, along with fax machines, free cell and home phones and cable TV.”

They also receive a monthly payment from their order, along with contributions and dues from their American followers. Some devotees eagerly carry out chores for the monks, including grocery shopping and cleaning their apartments and toilets. These same holy men, Lewis remarks, “have no problem criticizing Americans for their ‘obsession with material things.’”64

To welcome the end of the old feudal theocracy in Tibet is not to applaud everything about Chinese rule in that country. This point is seldom understood by today’s Shangri-La believers in the West.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To denounc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does not mean we have to romanticize the former feudal régime. Tibetans deserve to be perceived as actual people, not perfected spiritualists or innocent political symbols. “To idealize them,” notes Ma Jian, a dissident Chinese traveler to Tibet (now living in Britain), “is to deny them their humanity.”65

One common complaint among Buddhist followers in the West is that Tibet’s religious culture is being undermined by the Chinese occupa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seems to be the case. Many of the monasteries are closed, and much of the theocracy seems to have passed into history. Whether Chinese rule has brought betterment or disaster is not the central issue here. The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country was old Tibet. What I am disputing is the supposedly pristine spiritual nature of that pre-invasion culture. We can advocate religiou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a new Tibet without having to embrace the mythology about old Tibet. Tibetan feudalism was cloaked in Buddhism, but the two are not to be equated. In reality, old Tibet was not a Paradise Lost. It was a retrograde repressive theocracy of extreme privilege and poverty, a long way from Shangri-La.

Finally, let it be said that if Tibet’s future is to be positioned somewhere within China’s emerging free-market paradise, then thi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Tibetans. China boasts a dazzling 8 percent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s emerging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industrial powers. But with economic growth has come an ever deepening gulf between rich and poor. Most Chinese live close to the poverty level or well under it, while a small group of newly brooded capitalists profit hugely in collusion with shady officials. Regional bureaucrats milk the country dry, extorting graft from the populace and looting local treasuries. Land grabbing i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by avaricious developers and corrupt official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pulace are almost everyday occurrences. Tens of thousands of grassroot protests and disturbances have erupted across the country, usually to be met with unforgiving police force. Corruption is so prevalent, reaching into so many places, that even the normally complacent national leadership was forced to take notice and began moving against it in late 2006.

Workers in China who try to organize labor unions in the corporate dominated “business zones” risk losing their jobs or getting beaten and imprisoned. Millions of business zone workers toil twelve-hour days at subsistence wages. With the health care system now being privatized, free or affordable medical treatment is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millions. Men have tramped into the cities in search of work, leaving an increasingly impoverished countryside populated by wo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he suicide rate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especially among women.66

China’s natural environment is sadly polluted. Most of its fabled rivers and many lakes are dead, producing massive fish die-offs from the billions of tons of industrial emissions and untreated human waste dumped into them. Toxic effluents, including pesticides and herbicides, seep into ground water or directly into irrigation canals. Cancer rates in villages situated along waterways have skyrocketed a thousand-fol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rban residents breathe air rated as dangerously unhealthy, contaminated by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recent addition of millions of automobiles. An estimated 400,000 die prematurely every year from air polluti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gencies have no enforcement power to stop polluters, and generally the government ignores or denies such problems, concentrating instead on industrial growth.67

China’s own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reports that unless greenhouse gases are curbed, the nation will face massive crop failures along with catastrophic food and water shortages in the years ahead. In 2006-2007 severe drought was already afflicting southwest China.68

If China is the great success story of speedy fre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s to be the model and inspiration for Tibet’s future, then old feudal Tibet indeed may start looking a lot better than it actually was.

Notes: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 112-113, 157.

Kyong-Hwa Seok, "Korean Monk Gangs Battle for Temple Turf," San Francisco Examiner, 3 December 1998.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5, 2006.

Dalai Lama quoted in 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5.

Erik D.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Uncovering Corruption at the Heart of Tibetan Buddhism Today (Alaya Press 2005), 41.

Stuart Gelder and Roma Gelder,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119, 123; and 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16.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50.

Stephen Bachelor, "Letting Daylight into Magic: The Life and Times of Dorje Shugden,"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7, Spring 1998. Bachelor discusses the sectarian fanaticism and doctrinal clashes that ill fit the Western portrait of Buddhism as a non-dogmatic and tolerant tradition.

Dhoring Tenzin Paljor, Autobiography, cited in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8.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64.

See Gary Wilson's report in Worker's World, 6 February 199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62 and 174.

As skeptically noted by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9.

Melvyn Goldstein, William Siebenschuh, and Tashì-Tsering,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ì-Tseri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0.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and passim.

Anna Louise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59), 15, 19-21, 24.

Quoted in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31.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75-176; and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26.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3.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ed. (Armonk, N.Y. and London: 1996), 9 and 7-33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feudal Tibet; see also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241-24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3-5; an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assim.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1-96.

Waddell, Landon, O'Connor, and Chapman are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125.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2.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New York: Schocken, 1985), 29.

See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and William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 Space, December 1997/January 1998.

On the CIA's links to the Dalai Lama and his family and entourage, see Loren Coleman, Tom Slick and the Search for the Yet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9).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Hugh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Ac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7).

George Ginsburg and Michael Mathos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1964), quoted in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Deane notes that author Bina Ro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See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248 and passim; and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assim.

Harrer, Return to Tibet, 54.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36-38, 41, 57-58; London Times, 4 July 1966.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29 and 47-48.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Imprimis (publication of Hillsdale College, Michigan), April 1999.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52-53.

Elaine Kurtenbach, Associate Press report, 12 February 1998.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47-48.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8.

San Francisco Chonicle, 9 January 2007.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Berkeley Calif.: 2001), passi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66-68, 98.

im Mann, "CIA Gave Aid to Tibetan Exiles in '60s, Files Show," Los Angeles Times, 15 September 1998; and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News & Observer, 6 September 1995, cited in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3.

Heather Cottin, "George Soros, Imperial Wizard," CovertAction Quarterly no. 74 (Fall 2002).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1.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The Dalai Lama in Marianne Dresser (ed.), Beyond Dogma: Dialogues and Discourses (Berkeley,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6)

These comments are from a book of the Dalai Lama's writings quoted in Nikolai Thyssen, "Oceaner af onkel Tom," Dagbladet Information, 29 December 2003, (translated for me by Julius Wilm). Thyssen's review (in Danish) can be found at http://www.information.dk/Indgang/VisArkiv.dna?pArtNo=20031229154141.txt.

"A Global Call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Workplace," New York Times, 6 December 200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4 January 2007.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5 November 2005.

Times of India 13 October 2000; Samantha Conti's report, Reuter, 17 June 1994; Amitabh Pal, "The Dalai Lama Interview," Progressive, January 2006.

The Gelders draw this comparison, The Timely Rain, 64.

Michael Parenti, The Culture Struggle (Seven Stories, 2006).

John Pomfret, "Tibet Caught in China's Web,"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1999.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3.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13 and 138.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21.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passim. For books that are favorable toward the Karmapa appointed by the Dalai Lama's faction, see Lea Terhune, Karmapa of Tibet: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4); Gaby Naher, Wrestling the Dragon (Rider 2004); Mick Brown, The Dance of 17 Lives (Bloomsbury 2004).

Erik Curren, "Not So Easy to Say Who is Karmapa," correspondence, 22 August 2005, www.buddhistchannel.tv/index.php?id=22.1577,0,0,1,0.

Kim Lewis, correspondence to me, 15 July 2004.

Kim Lewis, correspondence to me, 16 July 2004.

Ma Jian, Stick Out Your Tongue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6).

See the PBS documentary, China from the Inside, January 2007, KQED.PBS.org/kqed/chinans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9 January 2007.

"China: Global Warming to Cause Food Shortages," People's Weekly World, 13 January 2007


2008-3-20 16:33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0  

第一、西藏的达赖统治再怎么不“香格里拉”,也比毛泽东空前绝后的暴政强。

第二、除非你还想解放全人类,西藏的政治制度再坏,你汉人也没有权力干涉,更不要说你汉人自己的政治制度,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达赖治下的旧西藏真是田园牧歌式的香格里拉吗?读读这位西方作者的文章。”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6:57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1  

民族问题,是一个人思想是否真的自由、解放、人道的试金石。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0 17:01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悟空

#22  

这很难说。再说现在,毕竟不是毛泽东的时代。

把现在的中国比为“中世纪”,是不是太过份了点?

说件轶事。据许家屯回忆录记载:达赖1959年出走,是毛泽东故意“放虎归山”的结果。毛泽东3月12日亲自致电西藏工委:“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这也有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意思。据许家屯解释,毛泽东的逻辑是:达赖是西藏人民心目中的神,拿住了反而不好办,所以不如让他走。在这之前,1956年底在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高层有人反对达赖去参加,怕他不叛逃回来,但是毛泽东力主让他去。达赖对这些似乎心中有数,所以尽管他经常抨击中共,但从未批评过毛泽东。我看过History Channel一个达赖的传记片,里面达赖讲述他和毛的交往,他说毛如何easy-going,说话声音如何soft,又如何有chrisma,完全是崇拜的口吻。我看了心想:这达赖是不是也有个人感恩的心理吧? 后来看到一些报道,谈到达赖思想上也是倾向“左派”,不太欣赏自由资本主义,反而欣赏社会主义的一套东西。他对毛的态度,可能跟这有关。

我无意为任何人评功摆好,只是想说明: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无助于理解世事。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thesunlover at 2008-3-20 09:57 PM:
第一、西藏的达赖统治再怎么不“香格里拉”,也比毛泽东空前绝后的暴政强。

第二、除非你还想解放全人类,西藏的政治制度再坏,你汉人也没有权力干涉,更不要说你汉人自己的政治制度,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



2008-3-22 23:10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3  

探讨是需要及有益的。

达赖在五十年代崇拜毛是很有可能的,但别忘了他当时才十几、二十出头。悟空看过电影“Kundun”吗?里面有两人交往的若干场面,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2 23:25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pugongying

#24  

趁这线还没有被封,俺也说几句。
我和爱阳是一样的观点。
星期6到为力的同学家里,为此事还和她争了几句。
我认为从西藏和汉族在生活习惯上及宗教上的不同,也应该准重他们独立的要求。
其实国家也和家庭一样,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难道你家孩子想过独立生活不应该准重他们吗。
那位朋友说,国家这些年为西藏花了很多钱。我觉得这也不是就应该掌管人家主权的理由。
那位朋友还说,那样的话,很多地方都会要独立,国家不就会四分5列了吗。
中国总爱以自己领土辽阔人口总多而自豪,我觉得这种大国主义思想也不见得适合人类进步。
对自己是大国的自豪,其实,就是对小国的一种轻视,而显示自己的威力。
再说了,欧洲那么多小国,都那么发达,那么文明,大国又有什么可自豪的。



我在低处,只能和低下头来的人说话,,,

2008-3-23 20:16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5  

谢谢蒲公英!

我们应该学会反向思维,问一句:“如何中国四分五裂了,又如何?”四分五裂就
等同于天下大乱吗?

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代当属春秋,那时中原加上部分南方共有几十个小
国家并立。才学之士的作法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愁怀才不遇。各国国
王的权力相对都有限,无法无天的暴君不多,因为没有权力高度集中以至可以为所
欲为的客观条件。

虽然那时各国之间小规模战争不断,但也都是点到为止,相对比较文明。总体而言
各国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没有民不聊生,所谓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也绝少发生。

秦朝统一全国后,虽然少了战争,但几十年内老百姓死于修长城、修阿房宫、修秦
始皇陵墓的人数比“分裂”时代死于战争的还多。最后暴戾的秦朝亡于陈胜吴广起
义。

再以下两千年直到今天,中国就是一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史。

蒲公英谈到欧洲,说得很好。欧洲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大,几十个国家,今天和平共
处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哪样不比大一统的中国强。就是为中国人所垢病的苏联分裂、
南斯拉夫分裂,现在看来也是大好事情,摆脱了历史包袱,那些分裂出来的国家正
在往更好的方向走。

中国喜欢拿南斯拉夫说事,我们应该反问一句:变成了南斯拉夫又如何?现在南斯
拉夫不是很好吗?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4 08:20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6  

真是对不起了!一方面赞同“莫谈国事”,一方面又忍不住谈了这么多。

时代发展到今天了,我们还是“莫谈国事”,古人还懂得“匹夫有责”呢,各位有
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悲哀?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4 08:29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thesunlover

#27  

加拿大的法裔魁北克人一直闹着要分裂,加拿大政府不是高喊着“魁北克自古以来
属于加拿大”予以镇压,而是让魁北克全体公民投票,以决定魁北克的命运,是继
续留在加拿大,还是独立建国。

这就叫现代文明政治!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3-24 08:38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BBB

#28  

浦公英这贴,有我的强烈共鸣。
但考虑到现实情况(比如悟空胡拉等人的意愿),我认为西藏完全独立不可能,现实的道路是让她高度自治(除国防和外交,其它完全由当地住民自己决定)。但不要说真正的高度自治,就是名义上的自治,在目前中国政治制度下,都是不可能的(西藏的铁腕第一人,总是党派去的。看看他最近杀气腾腾的讲话,就知道了)。

爱阳兄莫谈国事的想法很善良,不过爱阳兄所谈国事(无论中国事还是美国事)的每句话,基本上都有我的共鸣。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pugongying at 2008-3-24 01:16 AM:
趁这线还没有被封,俺也说几句。
我和爱阳是一样的观点。
星期6到为力的同学家里,为此事还和她争了几句。
我认为从西藏和汉族在生活习惯上及宗教上的不同,也应该准重他们独立的要求。
其实国家也和家庭一样..



2008-3-24 10:44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 上一主题 综合类 下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