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贾平凹 韩少功 张承志 王安忆
贾平凹 韩少功 张承志 王安忆
贾平凹，生于1953年，陕西省丹凤县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1980年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3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先后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计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集有《兵娃》、《姊妹本纪》、《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贾平凹小说新作集》、《月迹》、《野火集》、《爱的踪迹》、《商州散记》、《晚唱》、《商州》、《贾平凹集》及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等。其中《满月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浮躁》获1988年度“美孚飞马奖”《废都》获得1997年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大奖。他的多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贾平凹是一个多产作家，综观他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当“伤痕文学”崛起之时，在其他作家纷纷揭露黑暗、倾吐苦水的时候，他却从另一个视角来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用美丽的心灵与辉煌的理想去编织出绚丽的生活花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便是《满月儿》，其风格委婉缠绵、气韵飘逸。当文坛走过“反思文学”阶段，向人性美和心灵美的境界进发时，贾平凹则又低吟出沉郁灰暗的《晚唱》、《好了歌》、《二月杏》。透过人性的表面复苏，注重于对人性中被扭曲了的性格的发掘与曝光，从而暴露了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作品的风格也阴郁堂奥、低回迷蒙。1983年以后，贾平凹深入商州地区，写了一组“商州系列”的中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九叶树》、《腊月·正月》、《商州》、《冰炭》、《远山野情》、《古堡》、《天狗》、《浮躁》等。还有短篇《火纸》、《黑氏》、《水意》等。这一时期，作者以全方位的视角剖示整个人文环境的变迁给人的心理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把笔触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层结构中去展示历史的道德外力与人的生命本真内力之间的冲突。同时，在形式技巧上也有新的探求，作者试图以更新的表现手法来观照自己笔下的人物，使之更富有现代美感，其风格是缠绵悱恻中透露出阳刚之气，悲恸抒情中力透着哲理性的思考。
《腊月·正月》和另外几个中篇创作一样，描写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化心理的蜕变，作家从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发掘了时代思想冲突的焦点。那种恪守土地，“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心理在农村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人们恒定的传统文化心理正在悄悄地偏移，而作者着力在《腊月·正月》中塑造了一个与时代思想相悖逆的人物韩玄子，这就注定了这个形象必然的悲剧性。整个小说是把韩玄子作为一个传统道德的化身进行描述的，他集传统道德的优长和惰性于一身，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多重性格人物，然而只要仔细品味，他身上的那种所谓优秀的传统道德亦正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惰性力，他是一个民族劣根文化的缩影：大度下隐藏着狭隘自私；光明磊落下潜伏着保守落后的封建意识，他是整个村镇传统的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和执行、监督者，他与新经济力量代表者王才之间的斗争，正体现着农村中守旧的封建卫道者与改革者之间的根本冲突。作者以冷峻细腻的笔法解剖了韩玄子的具有时代悲剧特征的心理世界，并深刻地提示出，在韩玄子的那传统道德的外衣下，包裹的依然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小农意识。
如果说《腊月·正月》等中篇小说只是从微观角度来剖示一种文化心态的话，那么，《浮躁》则是从宏观的角度，较全面地显示出城乡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所面临着的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心理上的重重障碍。《浮躁》看起来是封建家族势力与农民改革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抒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特征：浮躁。小说中的主人公金狗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型农民，他与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同，一方面要与强大的封建宗法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在与自身的传统道德、文化心理的相生相克的灵魂决斗中获得自我精神的解放，这个形象不再是象梁生宝那样的思想单纯的人物，而是一个充满着进取精神，高扬着个体意识，裹挟着诸多优劣因子的复杂形象。金狗在与封建闭锁的充满着理性秩序张力的传统文化心理作战时，充分意识到自身（包括整个新一代农民阶级）的孱弱，以及在一片旧意识的废墟上重建新的价值观念的必要性。“浮躁”是一种概括，它概括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不宁而又充满了生气的精神特征。作者正是在这一视角的焦点下描写出旧价值观的毁灭和新价值观的萌动。因而，小说中金狗、雷大空们与田家、巩家的斗争，以及金狗与小水、英英、石华等人的爱情纠葛统统可以看作一种浮躁的时代情绪的外化，作者将这种浮躁情绪放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新一代农民在改革大潮中面临的多重历史使命──对整个人文环境的改造和自我觉醒自我拯救的命题是同样重要的。
在艺术上，贾平凹的小说呈现出变化多端的个性：从柔美婉约的抒情风格到散文化的风韵；从充满着故事情节力度的“复归”到兼收并蓄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商州》就是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作者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艺术视角。贾平凹的小说，在描写动荡的心理世界时，往往把人文背景的氛围作为自己重要的描述对象，他注重描绘乡土风俗风情的小说，“几乎是一幅幅力透纸背的醇厚风俗画面，理与趣的高度统一，含蓄而和谐，达到了相当圆熟的艺术境界。”[1]同时，贾平凹深得中国古典文学描写的神韵，而且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尤其是他的语言，精炼而清新、深沉而绚丽、明快而含蓄。他既不泥旧，亦不赶时髦，一切形式的变化均以内容的表达为依据。贾平凹是一个在不断改变着自己艺术轨迹的过程中时时给人以新的阅读快感和新的思考的作家。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废都》、《土门》、《高老庄》和中短篇小说《观我》等，其中尤以《废都》最具影响，也最有争议。《废都》通过对“著名作家”庄之蝶的生存状态及“废都”之中社会世相的描写，较为独特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及一种文化精神状态。
庄之蝶是一位因文学创作的成功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著名作家，但在“废都”之中，他却由一位“文化精英”堕落成一个“文化闲人”，昔日的社会理想与文化雄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难以自拔的沉沦和淫乐，无度的淫乐除了给他短暂的精神慰籍和肉体快乐之外，根本无法使他获得精神的复*d，等待他的只能是“文化的休息”。作品由此而昭示出，在一个价值失衡，物欲泛滥的文化废墟中，是不可能用欲望来拯救个体生命的虚空的，同时也无法挽救“废都”的既倒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废都》所提出的文化命题是深刻而严肃的。
《废都》以庄之蝶的命运为主线，反映了文化、经济、政治、法律、新闻、宗教以及市井民间等廓大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较生动地描写了西京文人的生存风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所塑造的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四个富有寓意特征的女性形象，倾注了作者较多的文化思想内涵。
在精细逼真的社会世相描摹和现实写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象征表现手法，来丰富作品复杂的主题内涵（如“废都”、“老牛”、“女人”等具象的本体象征），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此外，广泛吸收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注意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也是其重要的特点，这在《废都》的语言风格及志异手法等方面均有相当鲜明的体现。然而，《废都》在以男女性爱为象征“外衣”的描写时，有所失度，同样表现出我国古代艳情小说的负面影响，以及现时文学中“商业炒作”的迹象，这也是当时文坛和学界争议的焦点之所在。
韩少功，生于1953年，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1978年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省总工会工作，后为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专业作家，现在海南省工作。1974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中《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等为代表作品。它们均以悲剧的氛围与艺术效果抨击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弘扬人道主义的道德与伦理力量。后一阶段是以《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辞典》等为代表作品，它们均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
《西望茅草地》以粗犷的笔墨勾画了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作为茅草地国王的“酋长”，张种田是一个带着强烈封建家长制意识的“农民领袖”，在极“左”思想的熏陶下，他倡导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误以为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过苦行僧的生活，在他的王国里采取的是绝对的禁欲主义原则，乃至于造成了扼杀人性的悲剧（他甚至以牺牲自己女儿为代价去维护那种荒唐的原则）。尤其可笑的是，他苦思冥想出那套在严刑拷打和生死抉择面前来考验知识青年的方法，更显示出动乱年代的荒唐和农民革命者的愚昧简单。作者并没有平面地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形象，而是深刻的揭示出，一方面张种田不愧为革命战争考验过的老战士，在他身上，仍可以看见那种身先士卒、吃苦耐劳、患难与共、平易近人的无产阶级优秀品质，而这一切正是处于彷徨、迷茫与寻找之中的“知青文学”应当珍惜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失败了的“英雄”，这个人物留给人们的思索是深刻的：虽然张种田领导开发这片茅草地的事业是以闹剧形式收场的，但张种田却以自己整个生命虔诚地投身这场他心目中新的革命战争，他用一种小农个体生产方式去领导大生产；他用传统封闭的封建主义思想（他还自以为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去压抑正常健康的人性（他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他用呆板僵化的军阀作风作为维持秩序的灵丹妙药……。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人物丰满的个性特征，那种唐·吉诃德式的愚昧与耶稣受难式的悲剧感非常融洽有机地结合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使之成为一个富有立体感的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
《爸爸爸》不仅是韩少功突破自身思维模式的一次嬗变，而且对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蜕变也起着推动的作用，是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一篇重要作品。《爸爸爸》塑造了丙崽这个很难概括的艺术形象。我们尽可以把丙崽作为一种意象或人生的象征，把他所生活的氛围和环境看成一种凝固了的社会空间。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把人性中的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抨击与放大。有人把这种原始意识归结为八种表现：一、万物有灵论（如丙崽娘烧死了一只绿眼赤身大蜘蛛，冒犯神明，生下体残心呆的儿子）；二、畏天祭神（如烂了秧就拿丙崽祭谷神，闻惊雷，以为是上天对这瘦瘪瘪的祭品表示不满）；三、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如认为蛇性淫，见妇女就挑逗；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疯病……）；四、咒语拜物教（如咒人“背时鸟”可使人绝后；取所爱女子头发一根系在门前树上，念“花咒”七十二遍，就能迷住女子等）；五、巫卜文化（如巫师指点、砍牛头以后，观牛进退，可预卜战事胜负等）；七、对人的兽性摧残（如对侏儒丙崽的侮辱成为大家的乐事）；八、好勇斗狠、集团仇杀（如鸡头寨和鸡尾寨之间的械斗‘打冤’成为遗风民尚）。[2]小说中揭示出的这八种表现形态成为我们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至今还保存着的民族生存形态，同时，它也成为一种稳态的意识结构渗透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韩少功将它进行变形的夸张与放大，其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
《爸爸爸》在文体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全文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作品“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打破时空界限，吸收欧美现代派时序颠倒、多角度叙述、幻觉与现实交错等艺术手法”。[3]这给读者的阅读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其留的艺术想象空间则更广阔深远。整个作品在神秘的描述之中所透露出来的象征意蕴，更能促发读者去思考更深层的意蕴。小说对夷蛮山地的风俗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以及揉进的神话描写则为小说的内容表达和形式表现增添了赏心悦目的色彩效果。
当然，《爸爸爸》还存在着对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模仿痕迹，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悖离倾向，但是，它毕竟融入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特质，而且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
张承志，生于1948年，回族，籍贯山东，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1968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攻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专业。1981年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现为自由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老桥》、《北方的河》、《错开的花》、《奔驰的美神》、《神示的诗篇》、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张承志集》和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等。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分别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承志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的光彩，一方面，他把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作为自己创作的母题与基调，另一方面，他的作品还渗透着凝重的历史感和浪漫主义精神，给人以深邃的思考和热烈的情思。《北方的河》就是以几条北方的河作为抒情描写的客体来抒发一代人青春奔放流逝的悲壮过程。整个作品是一个完整的象征对应：一边是无定河、黄河、湟水和追忆中的额尔齐斯河与黑龙江；一边是那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他”的青春足迹。一个作为抒情描写的客体，一个作为作家的主体和人物的主体，两者相互构成一个有机艺术整体，从外在的描写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构成了整个作品和谐统一的旋律。北方的河流作为作者描写的客体，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具体的就是作者把河作为一个个自然景观来进行具体细致的描绘，给人以视觉美的感受；说它是抽象的，就是作者把整个对河的描写作为一种象征和隐喻，处处将其与人物的经历和心灵世界的变化轨迹相契合对应，乃至把河的描写抽象成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精神，给人以一种形而上的知觉美的感受，从而达到其浪漫主义的抒情目的和对理想主义的弘扬。他笔下的河最终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合，它象征着祖国和人民的文化和人格力量永往直前、奔腾不息的历史必然，象征着充满理想的人的生命流程的价值和意义。作品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伟岸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人物，在“他”的生命流程中，充满了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事业的诚挚和热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对大自然的征服欲。在“他”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凭着一颗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为了中华民族的科学崛起，他拼命地追回被历史耽误而流逝的青春，以加倍的努力工作着。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识青年在逆境中成长的事实，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动荡的生活铸就了这一代人的勤奋的特质和向上的理想，使“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维系在一起。相信未来，执着地追求理想，成为这一代青年的生活准则和生命的全部意义。正如作者在小说开头写到的那样：“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
《北方的河》与张承志的许多小说一样，呈现出一种诗化小说的倾向。除上文提到的象征、隐喻的结构框架以外，他的小说还内蕴着强烈的节奏感。有人认为张承志的小说非常突出地运用了诗的表述方式，以诗的精神来结构小说，从而达到了诗的境界。他也讲述故事，也描写和叙述，但他是把广阔的纷纭万象的世界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以深刻丰富的内心体验，让这个世界充满观照和感受的活力，把这个世界带到意识的光辉里。虽然他也塑造人物、描摹事物、组织情节，但他以哲学家的抽象思辨、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赋予它们以深刻的“暗示”内涵，从而使小说达到形而上的层面，具有崇高的、悲剧性的、神圣的审美效果。张承志的诗化小说对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变革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从风格上来看，《北方的河》具有雄浑壮观、激越奔放的阳刚之美，小说正象黄河之水一样，充满着壮美之气势，文笔酣畅，一泻千里，给人以激情和美感。
九十年代之后，张承志的小说存在着一定的宗教倾向，对此，文坛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王安忆，福建同安人，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1969年初中毕业后赴安徽省五河县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现为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已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黑黑白白》、《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神圣祭坛》、《王安忆集》、《乌托邦诗篇》、《荒山之恋》，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和《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及散文集《蒲公英》，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和文学理论集《故事和讲故事》等。有六卷本《王安忆自选集》出版。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别获1981--1982、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王安忆是一位创作既才华横溢又创作，既勤奋高产又勇于探索，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作家，她的每一次创作转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与体现了新时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文学思潮，而且在每一潮头中均都占有重要位置。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以优美的抒情的笔调，细腻地表现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执着地表现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正如作家所自白的：“生活中有很多阴暗、丑陋，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我总是这么相信着，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4]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被合称为“雯雯系列”的《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和《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其它小说。“雯雯系列”较为真切地表现了女知青雯雯在插队的农村及返城以后的经历与心理、情感方面的变化，构筑了一个纯真、美丽的艺术世界，作品中的雯雯纯朴、文静、好思、内秀，寄托了作家最为美好的情感与祝愿。由于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创作真切细致地表现了青春女性的情绪天地而且在雯雯身上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经历，因此，这一时期亦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5]时期。
1981年以后，王安忆的创作走出了雯雯们单纯、狭小的艺术天地而进入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王安忆先后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庸常之辈》等短篇小说和《尾声》、《命运交响曲》、《归去来兮》、《流逝》等中篇小说。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些小说的题材更加广泛，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人生也更加广阔，人物形象丰富多样，作家更多地是从人的价值和人的文化心理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因此，作品的主题意蕴也更加深刻、丰厚，在艺术手法上，作家也作了新颖的探索，这些作品为作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奠定了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本次列车终点》是知青文学中较早地以知青返城作为反思对象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知青陈信离开他所插队的农村返回上海后一系列遭遇，深刻地反映了一代知青回城之后理想失落的痛苦、迷惘与觉醒，从而表现了“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的人生哲理，《归去来兮》郁桑与真真的爱情，婚姻以及前者思想性格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与心态，在赞美善良、正直、无私的美好人性的同时，批判与鞭挞了追求享受、自私、虚荣的人生态度。《流逝》通过描写上海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家庭在六、七十年代的起落浮沉及欧阳端丽的命运遭际和思想性格的变化，表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性的社会劳动而非腐朽的寄生与享乐的深刻哲理。小说的成就在于塑造了欧阳端丽这样一个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品真实而富于层次地勾画了欧阳端丽思想发展的基本脉胳，并以清新素朴的语言描绘出世态人情，逼真地展现了上海的社会风俗画面。《流逝》是作家反映上海生活较早获得成功的一部作品，其取材趋向及艺术表现方式都昭示了作家其后的创作发展。
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和人的命运与情感变迁，作家往往站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制约下的民间生存，这些作品主要有《大刘庄》、《小鲍庄》等本土文化小说，《一千零一弄》、《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悲恸之地》等都市文化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性爱文化小说及《逐鹿中街》、《神圣祭坛》和《弟兄们》等女性主义小说。
《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地指出，“仁义”在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里已经等同于某种“原罪”意识（作品开头所写的那个“祖先赎罪”的故事即是证明），同时作品也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作家一方面发掘和表现了民族精神中善良、厚道、团结、抗争等美好素质，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民族劣根性和落后的宗族意识。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德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正如王安忆所指出的，《小鲍庄》“恰恰是写了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我的基调是反讽的。……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许多人从捞渣之死获得了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的。”[6]《小鲍庄》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它所采用的块状的神话结构与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
王安忆发表于1986年的被合称为“三恋”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着意淡化人的社会性，将探索的笔触勇敢地伸入“性”的领域并以此来探讨人性的奥秘。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一方面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而感性的笔触和叙事风格描绘了女性的性爱心理，更以其女性作家独有的女性立场表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心态和超越，这之中，尤以《小城之恋》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小城之恋》描写的是小城剧团中一对男女青年演员之间的性爱故事以及各自的内心体验。小说对人类性欲本能的思考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作家一方面表现了男女性欲的觉醒及其所引发的灵与肉的尖锐冲突，表现了道德文化面对性之诱惑的溃败与无能，另一方面，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博大无私的深厚母爱，在展示生命与性爱之间的内在关联之后，揭示了母性这一生命中更加圣洁与庄严的层面，这样，性爱的悲剧便成为青春的洗礼，充分说明了“人曾经在性爱的泥淖中堕落，但人自身、生活自身，又同样具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小说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叙述语言绵密冷静、沉着超然，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90年代之后，王安忆又发表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文工团》、《天仙配》等中篇小说及《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产生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喻示着作家的创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是王安忆在90年代创作和出版的两部有着较大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是作家在明确的新海派意识下进行坚持不懈艺术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纪实与虚构》的题名及其副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作家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来显示“小说可以创造历史”、“历史可以用小说的方法来创造”。作家在小说之中煞有介事地从其母亲的姓氏“茹”字里抠出一个“柔然”族，并在历史典籍之中寻查、考据借以编撰出纯属虚构的“家族历史”，从而显示了历史的虚构本质及小说虚构的本体论意义，对于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学和历史观念。
《长恨歌》是一部有着丰厚的思想文化蕴含和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王琦瑶是四十年代享尽风光的“上海小姐”，自其委身当时的军政要人“李主任”起便开始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命运。在“李主任”机毁人亡之后的几十年中，王琦瑶先后又与阿二、康明逊、程先生、老克腊等男性产生情感纠葛，最后却在一次窃案中死于非命。王琦瑶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特点，更是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她的悲剧命运实际上还是历史变迁之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运写照，作家通过对王琦瑶的命运书写，为一种已经远逝了的旧文化形态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作家对上海文化精神的提示很多时候是通过对上海的洋场和市井的场景描绘、通过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富有文化意味的准确把握和精细描摹得以完成的，而在人物的性格命运之中发掘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并在历史变迁之中提示二者共与存亡的血肉关系，则是《长恨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王琦瑶和程先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命运书写便鲜明地体现了作品的这一特点。除了王琦瑶及与其相关的几位男性，作品中的其他几位女性如吴佩珍、蒋丽莉、严家师母等人物形象也都蕴含丰富，具个性特色。王安忆细写一位女子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关系，历数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气息。[7]作品的叙述语言精炼老到、从容不迫，议论精辟有力，富有智慧，体现出作者对世事的参透与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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