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谁不恐惧？
谁不恐惧？
程宝林
朋友冉兄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一篇文章《恐惧并不可耻》。这样一个勇敢的文人，在我看来，他被“捉进官去”，以“莫须有”之罪名，关他几年，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愿这不祥的预言永不兑现)。毕竟，“煽颠”之荆冠，套在一个以文字为生，对时政多所批评的书生头上，费不了多少力气。
连他都承认，自己也是怯懦之人。
谁无恐惧，谁不怯懦？
自从我们记事以来，恐惧就在我们的心里，深深地种下了种子。它一天天地发芽，长大，成为笼罩我们一生的巨大阴影。
远的不去说它。就说说1980年以来的那些事情吧。这可是改革开放肇始，国门渐开的年头。
大家也许忘记了“蛤蟆镜”、“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时尚，被视为“奇装异服”。1983年春节后，我路过故乡沙洋小镇，回北京的大学。在汉江堤上，亲眼看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将时髦青年的喇叭裤，用剪刀铰到膝盖以上；将女青年的“大波浪”披肩发，铰到齐脖颈。
晚上，在武汉，我借宿在同学宿舍。这位同学所在的大学，正好与湖北日报共一个院子。我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种野蛮干涉个人穿衣自由的行为。拿着稿子，我到了编辑部，找到值班的负责人，一位50多岁的老先生（当时我21岁，看任何40岁以上的人都很老），表扬我说：“年轻人，能独立观察社会现象，这很好。但稿子不能采用。因为这是运动。”
什么运动？不准跳交谊舞的运动，不准唱邓丽君的运动。那次短命的运动，有一个正式的名车：“肃清精神污染。”
而我们的精神，被专制、强横、霸道的制度，污染了多少年？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严打”风暴，一夜之间，席卷全国。这场风暴对法治精神的摧毁和破坏，迄今还没有多少人有清醒的认识，文学艺术作品也很少触及。我不明白，法律为什么可以被行政命令取代？为什么，那数以万计的涉嫌轻微犯罪的人，会仅仅因为撞到了“风头”上，就活该倒霉，轻罪重判，杀戒滥开？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封倡议书（我不能用它的全名，一则出于恐惧，二则，担心“敏感字”检索，无法发出），附有数百个签名。在上面，我发现了蜀中老诗人流沙河先生的名字。说真的，我除了敬佩，只有惭愧。因为，我不会在那份倡议书上签名，根于恐惧，出于怯懦。
2003年，一个湖北大学生，在广州被警察活活打死。他的名字现在也应该是敏感字。他的知名度，不下于另一个湖北人：首次太空行走的聂志航。我相信，广州欠他一座雕像，恶的制度，欠他一条生命。
2008年，也是在广州，一个打工的青年，出于贪心，从自动取款机上，盗取了17万元人民币。他后来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如果不是网络上的抗议之声，导致后来他被改判5年徒刑，他怕是要为区区17万元，终生为这个国家，服无偿的劳役。我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我只是将一个中国青年的终生自由，放在天平的一方；将17万元人民币，放在天平的另一方。我深知，17万元，只是许多中国富豪一两天的零用钱，或者，几顿华宴的费用。它却要一个年仅20出头的中国青年，拿一辈子来换。
2008年，上海，一人独杀六人。举国轰动，“杀人者死”这一信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其实，魏晋时傅玄的乐府诗《秦女休行》，早就写过类似的故事。“杀人当伏法，义不苟活隳旧章”。利刃一出，天下为之一惊。我不知道，这是悲哀的恐惧，还是恐惧的悲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也没有不易的政权。这个“易”，既有“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革命（对于暴力革命我一向反对），也有如今这场类似“公车上书”般的温和倡言。与其人易，何如自易？一个民族和解、历史功过分明、与世界潮流同步的中国，难道不是中华民族之福？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难道真是洪水猛兽吗？
寄身海外，仍不能免于恐惧！
在恐惧中期待，在期待中恐惧。
2008年12月15日，夏威夷无闻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