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批判的归宿
— 对朱晓玲女性小说的一种读解
杨文琴中国女性伴随着无产阶级在本国的胜利，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女性的一大解放。但是，制度层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就将获得与男性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男性话语依然是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的中心话语，女性依然徘徊在社会与文化的边缘，继续遭遇着艰难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对于这些在困惑与不幸中煎熬的女性，朱晓玲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其2000年以前的中篇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小说。但是，与九十年代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不同的是，朱晓玲的女性书写立足于批判。她将笔墨指向女性所处的父权制社会，通过对男性形象如“父亲”、“领导”、“丈夫”与“情人”等的女性叙述，来揭示父权社会及其创造的性别秩序对女性的挤压，进而展开她对女性前途的思考。
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都缺少“父亲”，父亲的整体“缺席”显然与作家小时候父亲“畏罪自杀”的心灵创伤有关，父亲的“缺席”为何会给女性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因为他是“父亲”？朱晓玲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是男权文化规则指认、规范性别角色功能的强大承载者，他不仅具有人伦意义，而且蕴涵丰富的男权文化内涵。父亲的“缺席”在朱晓玲的小说文本里有三种情况：《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是母亲和不明男人的偶然产物，她是母亲受辱的证明——“父亲”身份不明，这是“缺席”的一种；《大漠》、《颤抖的爱》等小说中的父亲因为在特殊的年代有着特定的身份，因而被夺去生命，此为第二种；《秋恋》、《寻梦》等小说中的父亲被作者故意隐去，此为第三种。从人伦上讲，父亲是女性生命的创造者，父爱与母爱一起才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爱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与女性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位男性，父亲的“缺席” 不仅给女性带来爱的残缺、成长的创伤，更成为影响和笼罩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巨大心灵挫伤。《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从小就感到生命的可耻与荒唐可笑；从小，她和母亲就因这个特殊的“父亲”受尽世人的欺侮与嘲笑。她渴望找到“父亲”，找到依赖；但又痛恨“父亲”并想报复“父亲”，她选择剑男——一个五十多岁、牙齿难看的有妇之夫同时作为她幻想的父亲与情人，欲爱不能，欲恨亦不能，生活与情感都是一团糟。同样，即使曾经有一位光明正大的父亲，女主人公和她们的母亲、家人在其身后仍不能免遭不幸。没有父亲的庇护，她们无一例外的尝尽生活的艰难、世人的白眼和孤儿寡母的凄苦无依。
然而，真实父亲的“缺席”并不是女性不幸命运的全部原因，朱晓玲批判的并不是父亲的肉身，而是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受男性中心话语主宰的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心理、文化、伦理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夺去女性真实父亲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一个打破了男性中心的年代。相反，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正是革命、权力、政治这些典型的男性话语。在那样的年代，家庭中的女人们与“父亲” 不仅有着血缘和伦理关系，更存在一层高低等级关系，一个家庭的“父亲”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整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社会属性。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上并不是被当作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而是生育的工具、子女的抚养者、家务劳动者、男性的伴侣或玩物。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的社会代表一旦“缺席”，整个社会中的父权就更直接的向女人们压来。《冬日的季风》中伊洁的母亲因为出身和美丽被男人们肆无忌惮的蹂躏玩弄，毫无反抗与挣脱之力；《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母女被酷狗强逼着贱卖掉房屋，当父亲“缺席”时，女性们遭受的是致命的打击，是直捣身心最敏感最薄弱处的打击。她们之弱小，她们对“父亲”的依赖之深，正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即使她们家的男人们“在场”，她们受欺凌的程度可能减轻，但她们受欺凌的可能却是与生俱来、不可根除的。
时代不断向前，会逐渐建立起一些理性的意识与应有的秩序。但当伊洁彷珲们长大成人后，她们面对的仍是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她们的母亲年老体衰，依然背负着“不贞”的名声；她们宿命般的重复着母亲的命运，依然是男人们追逐、占有的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曾经压迫过她们母亲的革命头目们威风不再，但父权势力又以另一副面孔出现，继续摆弄把玩着女性的命运。例如单位里的领导，承包大潮中的法人叶强企图以权占有伊洁（《冬日的季风》）；机关里的干部孟柏对梵的利用（《生活不相信眼泪》）；独眼龙经理对小薇业余创作的无理阻碍（《寻梦》）等，他们干涉女性的工作权利，生存权力，生活活权力，及时人身自由。他们对女性的创造力表示出强烈的蔑视并加以压制甚至扼杀。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面对的是比男性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更为狭窄的发展空间。
“丈夫” 是女性法定的人生伴侣，本应是女性情感上、灵魂上和肉体上的另一半，精神、物质上的支持者和强大的依靠者。但朱晓玲对“丈夫”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秋恋》中，“我”那“离了婚的丈夫”在“我”找到新的爱情时，卑鄙无耻的向男方的父亲写了封污蔑信；《寻梦》中小薇的丈夫冷漠、多疑、残忍，与小薇毫无精神上的沟通，只存在肉体关系；《女人的苦衷》中璇丽的丈夫同周围的人群一起对她的不育表示了鄙视和不满。在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丈夫”徒具法律的形式，不具备其法律上的意义，他们不是女性人生中亲密无间的合作者，而是女性情感与肉体上的枷锁，禁锢着女性追求并享受幸福的自由。当女性对婚姻感到失望时，为了寻求心灵的抚慰，她们将希望寄托于婚姻之外。比如《寻梦》中的小薇与《大漠》、《颤抖的爱》中的“我”，她们找到了她们认为的真爱。但事实上，她们却不能完整地拥有爱、享受爱。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爱，由此这种爱同样意味着痛苦。因为，面对强大的父权制，“情人”们比女性更加懦弱，胆小。他们无法冲破现实与世俗的罗网，同样不能给女性完整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
在朱晓玲的笔下，显然表达出了女性作家对男性的同情与怜悯。她看到，“丈夫” 与女性一样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同样是受害者。但令人痛惜的是，这些同样是世俗社会的受害者们，反过来又加多一重压迫于身边的女性；“情人”虽然尊重女性、支持女性的创作、理解女性对感情的渴望与追求，能够感受到无爱的婚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但他们却没有勇气直面并反抗传统的社会秩序。女人们的“丈夫”或“情人”——他们作为男性，作为社会中客观的一种物质存在，历史地成为权力话语下的“中坚分子”，他们不自觉的接受并认可了这种话语秩序，并使之成为其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他们要维护理性社会赋予婚姻的神圣性，即使婚姻对于他们只剩束缚与痛苦，即使他们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并虚伪的度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会生活和伦理规范，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整体认同要比女性更为坚定。所以，一旦当他们要违背这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的矛盾与痛苦也更甚于女性。面对小薇，骁驰一边表白自己会离婚，一边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去做、是否能做到；《颤抖的爱》中的“他”用理智压抑自己不去爱，因为他知道“在人们的眼中正经的婚姻只一次”，反抗的结果就是“被生活、被人言、被唾沫活活淹没，活活困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选择忍受、逃避。因此，他们的行为，无疑再一次将认为自己跳出了樊笼，寻找到了真爱的女性们置于孤苦无助的边缘。伊洁被推上了审判席；小薇失去了女儿，离开了骁驰；《秋恋》中的“我”永远失去了爱人；《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断绝了自己无聊的婚外性关系之后，却目睹丈夫的外遇，……。
通常，当个体无力抵抗外部力量的压迫时，它会本能的转向自身寻求群体的联合与保障。当女性遭受来自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压迫时，她们可以与母亲、亲生姐妹、女性朋友等女性力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女性世界，从中寻找鼓励与支持。但在朱晓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女性世界内部同样充满了矛盾、冲突与对抗。母女关系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当父亲“缺席”，母女相依为命，共渡难关，母亲是女儿成长中的唯一保护者与引导者。同样，女儿也是母亲的精神寄托。由此说，母女感情理应坚不可摧。但事实呢？《冬日的季风》中伊洁与母亲都不相信男人，两人互相关心、一起过活。但她们同时又彼此蔑视，蔑视对方的轻佻，蔑视对方离不了男人的“贱相”；《寻梦》中小薇的母亲一味的要她顺从丈夫，明知小薇婚姻不幸福，也力劝小薇不要离婚。在过去，母亲或许也曾抗议过这个社会，但现在，长期的反抗无效却使她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名投靠者、服从者。她们反过来，将社会曾给予她们的压力强加给女儿，要女儿屈服，并认为这是为她们好。同辈的女性呢？《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在大雪纷飞的一个冬日，震惊地发现丈夫婚外情的对象竟然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秋叶君”；《寻梦》中的小薇与茹雪是日记也能分享的密友，但却两度因男人产生隔阂；《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的女性朋友们同各自的男人经常发生战争，但又靠着男人过日子。她的姐妹们基本上与母亲们一样，自觉出演着男性世界为女性所安排的种种角色。可见，由于女性内部自我意识发展程度不一，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女性联盟经常处于不断分化瓦解的状态。与父权制社会所具有的深厚基础和强大渗透力相比，女性联盟还十分脆弱，根本不足以成为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有力依靠。
父权制社会的外部压迫及女性内部的参差不齐，使女性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女性似乎无路可走。那么，女性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社会？朱晓玲没有回答，其批判的归宿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破”有“立”，在“破”的同时为何没有“立”呢？让我们再回到女主人公身上。
独立、多情、美丽是朱晓玲小说女主人公的共同特点，尽管她们有时不得不看男人的脸色，但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她们都坚持读书或写作，她们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的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即使是女工璇丽和待业的伊洁也读着戴高乐或米兰?昆德拉。她们对于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敏锐的感受，乐于行动，不回避自己对性爱的要求，敢于去寻求婚姻以外的真爱。她们不是一群徒有外表，依靠自己的身体资本过日子的女人，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男性和男性的世界都表示了不满与反抗。伊洁总是挂着一丝嘲弄的笑看着周边的男人和他们的世界；小薇在疲劳的婚外恋中感到男性的霸道与自私，毅然退出；《颤抖的爱》中的“我”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和爱人的退缩，最终选择死。但不满与反抗之后，她们又转回到了起点，命运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变，她们仍要继续在肉体和精神的囚笼里苦苦挣扎。女性看似不可抗拒的悲剧性命运，体现出朱晓玲对男性社会复杂性的敏锐洞察。她看到，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父权制社会围困着女性，却并不外在于女性。这种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婚姻为基本纽带。女性与男性不仅在个人的爱与性上紧密联系，而且在文化、道德伦理、经济、政治结构上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使得女性往往很难将个人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两性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长期浸染，并内化于女性的深层意识，导致女性即使认识到这种联系对女性世界独立意识的压迫，她们也会因对这种男性中心文化与社会现有秩序的内在认同， 而使其反抗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表面的层次，甚或这种反抗只是一种意气用事，而非理性、明智的行为。看看朱晓玲的女主人公们，她们仍然重视家庭，仍然甘愿为家庭操劳付出，她们仍与男性社会一起维护着婚姻这层美丽但虚无的面纱，她们仍然为她们对丈夫的背叛有过自责、忏悔与自我怀疑，她们不满于她们的婚姻，是因为她们与丈夫感情不和谐，不是因为她们怀疑婚姻本身的存在，她们心中仍是爱情至上，仍然希望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可以依靠，理解她、保护她，尽管现实中男人那么让她们失望。对婚姻爱情及其所附着的社会权力、道德伦理的信仰、敬畏与依赖，深刻的表明她们骨子里依然存在对男权文化的相当认同。这种内在认同决定了她们对所处的男权文化的依附，也决定了她们的反抗是不彻底的。与此同时，这种认同也表明，在作家朱晓玲强烈的批判意识里仍存在着对父权制的部分肯定。这种肯定从而导致她的批判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所以，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作者陷入了困境，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作者暂无能力为她的女主人公们指引一个更为光明的出路。
笔者并不认为：批判的同时一定要有新的确立，作家一定要为人物的幸福负责；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批判与批判的归宿的落空真实的表明了作者思考女性问题时的真诚态度与直面现实的可贵立场。因为任何否定都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女性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对父权制进行猛烈彻底的颠覆就能解决得了的，两性关系只有在两性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日趋健康和谐。批判的同时有所困惑，并将这种困惑一起呈现出来，较之立即跑到批判对象的对立面无疑更为真实、也更为明智。当然，若作者能在两端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自己睿智的思考为众多的困惑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那也同样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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