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是对悖论感兴趣。。 “现在很奇怪”，她写道， “亲身经历历史，应该是那些尚未讲述的故事和未唱的歌曲。但是当真的近距离时，历史是令人烦恼的——只有负担和恐惧。明天我得出门去寻找一些荨麻并弄些煤“。

她对自己外貌的唯一描写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金发女郎，身上总是穿着同一件冬天的外套“，然而她以一种近乎于法庭的探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着的感受，”我不得不应付我对死亡的恐惧。症状总是一样的，首先是出汗，我的发际线会出现汗珠，然后我觉得似乎有些东西刺入我的脊椎，我的喉咙发痒，嘴巴变干，心跳开始出现间隔。我的眼睛盯着对面的椅子腿，试图记住每一个旋转的凸起和曲线。如果能够祈祷就太好了“。她写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 “这对我有好处，让我不再想事情”。她还想把她的日记给她从前的未婚夫格尔德看，“如果他还能回来的话”。

这本日记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对战争中的强奸的认真和诚实的反思。就在红军到来之前，W 夫人在地下室里开玩笑说：“俄国佬在上面也比一个 美国佬强”。  日记作者看着周围的其他女人和女孩，想知道谁是处女，谁不是。不久之后，当地下室里有人试探地说红军士兵可能也还不错的时候，一位来自东普鲁士的难民尖叫道，“你们会知道的”。 地下室的空气变得很凝重。他们意识到她所目睹的，或者也许亲身经历过的，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胡言乱语。

日记作者注意到她们的语言是如何逐渐变得粗俗起来的，“狗屎”这个词很容易就从脱口而出，甚至有人说的时候还带着些许得意，好像这样做我们可以排遣内心对现实的拒绝。我们贬低我们的语言，为迫在眉睫的屈辱做出铺垫。

当红军于 4 月 27 日到达他们的街道时，她们知道见真章的时刻已经到来。在第一次透过窗户见到俄国人后，她写道， “我的心在揪紧，像从前当学生的时候数学考试前的感觉，焦虑不安，并希望它已经结束”。起初，事情并没有显得太糟糕。街上的士兵在玩他们找到的自行车，试图学会骑自行车。他们问她有没有老公，而这成为一个不断的重复。如果她说她有，他们就问他在哪里。如果她说没有，他们就问她是否想要一个俄国老公，“然后是粗鲁的调逗”。

这一模式，几乎经过所有的第一手资料的证实。士兵的首要目标是抢劫手表。大多数人的每只手臂上都戴着五、六个。但是当夜幕降临，他们喝光了配給的伏特加后，“狩猎派对”就开始了。日记的作者通过叫来一个军官而使面包师的妻子免于在地窖中被强奸，那位军官让士兵们离开。但是他显然对防止此类行为影响甚微。他刚一离开，日记作者就被同一批人抓住了。战争中大规模强奸的这个话题是极具争议性的。一些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强奸是一种战争策略，并且该行为本身是一种暴力行为，而不是性行为。这些说法在 1945 年德国所发生的事件中，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确实有战争中强奸被用作恐怖手段的案例——比如西班牙内战和波斯尼亚是两个清楚的例子，但并没有来自苏联档案馆的文献表明在 1945 年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斯大林只是被红军士兵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后，“找点乐子”的想法逗乐了。与此同时，忠诚的共产党人和政委们为这种群体性强奸吃惊而尴尬。一位政委写道，苏联的仇恨宣传显然没有按预期发挥作用，它本应该向苏联士兵灌输，让他们对与德国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想法有厌恶感。

相比于性，强奸更多的是暴力犯罪，这个论点是受害者对犯罪的定义，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对男性动机的解释。当然，1945年所发生的强奸，针对老年妇女、年轻妇女，甚至刚刚青春期的女孩，是暴力行为，是报复和仇恨。但是对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在苏联的暴行的愤慨，则并非是所有士兵的怒火的源头。四年的战争中，很多士兵都曾被自己的军官和政委羞辱，为了发泄心中堆积的不满，德国女性是最容易不过的目标。在德国的波兰妇女和女奴工也受到同样的遭遇。

与之相关的是后来俄罗斯精神病学家所提及的，1930年代由斯大林主义性压抑所产生出来的残酷的“军营情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士兵似乎需要在喝醉后才会攻击他们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当红军到达柏林，目击者的叙述和报告显示，报复和不加区分的暴力不再是主要因素。

红军士兵更仔细地选择他们的受害者，在防空庇护所和地下室里，他们用手电照妇女们的脸，找最漂亮的。第三阶段就此发展了起来，日记作者也描述了德国妇女与特定的士兵或军官达成一种非正式协议，他们以提供保护和食物来换取她们的性顺从。其中一些关系甚至发展进入到某种更深层次，而让苏联当局感到惊讶，同时也让后方家里的妻子们感到愤怒。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1945 年强奸受害者人数的确切数字无从估算。一般的估计是 200 万德国女性，这个数字不包括波兰妇女，甚至苏联妇女和被德国国防军带到德国的其他族裔的女奴工。但柏林的数字可能是最可靠的，根据两家著名医院的估计——在 95,000 到 130,000 之间。这个数字几乎不可能参水，因为就在作者居住的公寓楼，在单一的中等规模的公寓里，就有至少十几个妇女和女童被强奸。柏林城里，有一些小区域比较幸运，但是绝大多数则不能幸免于难。因为那段时间，有超过一百万的士兵或驻扎，或通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想要把他们视野之内的当作自己的战利品，只不过不同形式而已。

正如日记所显示的，一些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作者和她的一位寡妇室友，本能地看到了最好的自我防护方式。 “逐渐而确定的，我们开始以一种幽默感的方式去看待强奸”，她写道，“绞刑架式的幽默”。寡妇向她们遇到的每个人开玩笑说，一位强奸犯称赞她比任何乌克兰女人都要好得多。日记作者的幽默感则略显乏味，她终于设法洗她的床单了，“床单必须得洗了”，她写道，“毕竟那些’客人’都不脱靴子“。

战争中的强奸是一种“集体经历”，而不是像和平时期的个案。“每个女人都互相帮助，通过谈论它来表达自己的困境”。但是，当她很快发现属于男性的那一半德国人希望这个主题被埋葬。 “这些天来，我注意到我对男人的观感在变化”，她在希特勒政权垮台的时刻这样写道，“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看起来如此狼狈和无能为力。他们的性别才是软弱的。在内心深处，我们女性正在经历一种集体失望。纳粹的世界——由男人统治，并美化强人——开始崩溃，随之而去的是“男人”的神话。这改变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很多的失败，其中就有男人这个性别的失败“。可惜的是，她的乐观为时过早。 1940 年代后期和 1950 年代之后，当男人们从战俘营归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一个性别专制，丈夫们重新确立权威的时代。女性被禁止提及强奸，似乎这对她们的男人们来说是某种不敬，而这些男人们本该保护了她们。直到 1980 年代后期，当年轻一代的女性开始鼓励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谈论她们的经历的时候，它仍然是禁忌话题。

《柏林的女人》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战争日记。它采用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视角，一个女人对针对平民的可怕侵袭的叙述。然而她的笔触充满着勇气、令人惊叹的知识分子的诚实，及其不寻常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这本书是曾经写过的关于战争和失败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个人记录之一，也是社会历史中最具启发性的作品之一。

安东尼·比弗，2004

译者注
本文的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必须考虑到某些挑战。作者熟悉的当地地形对我们是陌生的：街道和地区、郊县城镇，甚至公寓楼的特定建筑结构。在柏林的公寓经常围绕庭院建造，一层邻街是商店，上层是住宅。在表述这种布局时，我尝试使其尽可能易于理解，同时保留地方感。大多数地名和街道保留了德语（Müncheberg、Berliner Strasse），虽然有一些（Landwehr 运河，而不是Landwehrkanal）已被英语化。”Rathaus”区曾经被确定为市政厅，依然保留为”Rathaus”。大多数军事术语都采用英式翻译，虽然有些纳粹时代编队以德语保存（比如Schutzpolizei，Volkssturm）。Schnaps 是某些蒸馏酒的通用词，被翻译成“酒”，“白兰地”或“伏特加”，取决于上下文。俄语单词采用直译，并带有文中提供的任何必要的翻译。

菲利普·博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