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正义之间——读加缪《正义者》
陈家琪
一
一九四九年，加缪写出五幕剧《正义者》。
《正义者》取材于一九○五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的事件。主人公卡利亚耶夫担任投掷第一枚炸弹的任务。任务完成后被捕，宁死不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吊死在绞刑架下。他原来的恋人多拉说：先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加倍——多出自己生命本身的那一倍，就是永生，“对人来说，也许是唯一的永生。”
很显然，多出生命本身一倍的东西不是在绞刑架下付出的，而是在谋杀中付出的；但如果没有绞刑架，先期付出的生命就无法兑现。永生，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二者缺一不可。
与绞刑架相比，谋杀——作为第一次付出生命的果敢行为，显然要重大得多，因为它是你主动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不死——不谋杀别人，比如与卡利亚耶夫同去执行命令的乌瓦诺夫就这样。而你只要作出了第一次选择，那么绞刑架就似乎只是作为一个结果自然而然地等着你。“在牢房，就用不着做决定了。对，正是这样，用不着再做决定！”所以，“死倒不算难，难的是手心里掌握着自己和另一个人的生命，要决定把这两条命推进火焰里的时刻。”
如此看来，谋杀——看起来是同时把两条命推进火焰，一条是自己的，另一条是大公的，实际上等于一次性地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两次。大公的肉体生命与自己的肉体生命相抵销，这由绞刑架来完成；而自己的生命——那该是一种不同于肉体生命的生命，是在作出谋杀这一决定的刹那间付出的。这也就是说，随着你所投掷出去的炸弹的爆炸，你就被吊在了绞刑架上，而永生，则同时闪现在炸弹的火光之中。
是什么东西使得谋杀具有了如此崇高的意义呢？
正义。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卡利亚耶夫说他是正义者。他是为正义而投掷炸弹、进行谋杀的。
“为正义而死”，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口号。但“死”在这里对卡利亚耶夫来说是双重的，就是说，不仅仅是自己死，更重要的是先让别人死。没有别人的死，自己的死就是无意义的，至少不能说是为正义的。前面说过，永生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
问题就出在这里：第一，只让别人死，自己不死，或者说努力使自己不死，这算不算正义？当卡利亚耶夫投掷完炸弹之后，是努力逃脱回来，还是当众演说，束手就擒，昂然走上绞刑架？第二，不让别人死，从而使自己也不死，那么正义还存在不存在？如果正义不存在了，人何以支撑自己？对一个失去支撑点的人来说，他又该以什么样的赎罪方式来拯救自己？第三，不让别人死，只求自己速死。这显然(看起来)离正义最远。这样的人按理说不会也不应该参加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但卡利亚耶夫从本质上看就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离正义最远的人，却以正义者自居，并以正义的名义投掷出了第一枚炸弹。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并不很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时，他已决定性地干了一件不是他这个人(所能或所应该)干的事。 “他已被筑成。”于是只能走到底，否则可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有死才能把自己是什么(比如说是正义者)，确定下来；他超想尽快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越说明他内心的惶惑不安。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他确信自己是一个正义者。他要极力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为了伸张正义，必须自己首先是个清白的人；而清白，在其极端意义下，就包括不杀人在内。为了履行这一信条，当他第一次执行投掷炸弹的任务时，由于看到大公的侄儿侄女同在马车上，终于没有把炸弹投掷出去。为了不使别人死，宁肯自己死——他当场未被抓住，只是一种侥幸。他当场未自杀，只是“因为我想到我有责任向你们汇报，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审判官”。他说，如果你们再次做出决定让我把大公和他的侄儿侄女同时炸死，“我就要冲到马蹄下面”。
杀死大公一个人——干。杀死旁人，哪怕这个旁人是为了杀死大公而不得不杀死的——不干。我宁肯杀死自己也不能杀死一个无关的人。哪怕就在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杀人中，杀死一个无关的人与杀死自己相比较，我也认为后者更正义。这实际上巳把正义抽象为一种自在的目的，似乎为正义而死并不一定非要先让别人死。哪怕一件事也没有干成，哪怕还没有来得及为正义而杀死一个人，自己就死掉了(也许是自杀)，这并不能说明我就不是一个正义者。对真正的正义者来说，“为正义而死”比“为正义而战”是不是更正义呢？或者换句话说，一个骨子里“不让别人死，只求自己速死”的人算不算一个献身正义的正义者呢？
这种献身精神，就其最抽象的意义而言，也许正是一种温情，一种爱，一种对任何罪恶的躲避；而自己死，正是躲避的最后手段。卡利亚耶夫在牢房里的最后时刻就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
二
在恐怖小组内部，如果说卡利亚耶夫是第三种人的代表的话，斯切潘则是第一种人的代表，乌瓦诺夫是第二种人的代表。
斯切潘刚刚从监狱逃亡回来。三年的监狱生活，他受尽折磨。鞭子把他身上最后的羞耻心打掉了。当别人因受不了酷刑和污辱而杀时，他却活了下来。一个这样活下来的人，如他所说：“现在，我还有什么可羞愧的？”
斯切潘是卡利亚耶夫的对立面。让别人死，自己不死，这是他的信条。“别人”指的是敌人，在这里指大公。但为了让大公死，他也认为必须让坐在大公身旁的那两个孩子死。
多拉：“斯切潘，你能睁着眼睛，枪口顶着一个孩子开枪吗？”
斯切潘：“组织要是命令我，我就能开枪。”
组织是谁？组织是不是永远与正义在一起？这些问题斯切潘不予考虑，也不能考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既然你参加的是恐怖组织，那么这个组织的活动就自有它自己的正义标准。组织负责人安南科夫说：“任何人对所执行的任务都不能犹豫。”
这是常识。每个参加恐怖小组的人都懂。但具体到一件事，哪怕是件很小的事情，人与人的差异仍会表现出来。恐怖小组内已死去的茨维特泽尔曾对卡利亚耶夫说：“太特殊，不能成为革命者。”如果所有的人在对待命令和所从事的任务上都一模一样，坚定不移，那当然很好，革命力量会因此而强大十倍。但任何一个组织事实上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这样。比如这次，面对坐在马车里的两个孩子，卡利亚耶夫就又“太特殊”了一点。
对“太特殊”的人怎么办？驱逐、开除、或者杀死？还是听他们说话？只要让他们说话，马上涉及这个组织的宗旨、目标、准则、人道主义、正义和爱之类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参加这一组织的目的。
这对斯切潘来说很清楚：复仇和反抗。只有在组织里，才能更好地复仇和反抗；也只有在铁的纪律下，这个组织才能存在下去。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斯切潘也不会这么简单。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斯切潘“让别人死，自己不死”决不是怕死。他一点儿也不怕死。他刚一回到组织就要求到第一线去投炸弹。投炸弹——让别人死，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这个意义就在复仇与反抗之中。他认为只有他才最懂得复仇和反抗。复仇和反抗就是正义，或者说，以正义的名义复仇和反抗。被复仇之火燃烧着的他当然也想到死的问题，但那决不是自杀，他会越狱，会英勇就义，就是不会自杀。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仇是复不完的。在斯切潘心目中的“别人”看起来很具体，就是指大公；但如果把大公看成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再加上与这个阶级有意无意站在一起的人，加上偶然与大公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两个孩子，这个“别人”的概念就已经模糊了。它实际上指整个旧世界。斯切潘曾问多拉：“要炸毁莫斯科，需要多少炸弹呢？”
其次，斯切潘之所以不会自杀，除过他要复仇和反抗外，就自杀的抽象意义而论，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当卡利亚耶夫说他随时准备象日本人那样自杀或冲到马蹄下时，斯切潘说：“必须有强烈的自爱，才会自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自爱。”
自爱，就是珍爱自己身上的良心、清白、道德感、羞耻心，以及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包括处置自己的生命)。以自爱之心对人，就是温情。
问题是：在为正义而战中，需要不需要温情？
斯切潘也爱，爱正义，但决不是那种心驰神往，温情脉脉的爱，而是满怀复仇和反抗怒火的爱。
这种爱在复仇和反抗之火平息后才会出现，它指向全人类，指向未来。斯切潘是为人类、为未来活着的。斯切潘是真诚的。说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复仇，不如说他为正义而复仇，为正义而反抗。
正因为他是为正义而活着，为人类而复仇，所以他才不相信会有什么个人的、私下的爱。
斯切潘这种人向我们提出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一是时间，一是界限。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当卡利亚耶夫说：“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时，斯切潘则说：“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之上的正义。”
卡利亚耶夫为生活而正义，所以他要自爱，要清白，要温情；
斯切潘为正义而生活，所以今天或当下是不足挂齿的。重要的是明天，是正义，是人民或全人类。
既然明天高于一切，目的高于一切，那也就是说成功高于一切；至于今天怎么样，用什么手段保证成功，当然就不重要了。
斯切潘刚一上场就对乌瓦诺夫说：“人人都说谎。谎话要说得圆，关键是要做到这一点。”
为了炸死大公，该不该同时炸死两个孩子！
多拉说：“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顺序，也有个限度。”
斯切潘：(激烈地)没有限度。其实，你们并不相信革命。(除了雅奈克，所有人站起来)你们并不相信革命。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如果你们确信，我们通过牺牲和胜利，定会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那么，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分量呢？那么，你们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一切，你们听清楚了。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生命，裹足不前，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你们不相信革命。
不幸的是，斯切潘说对了。卡利亚耶夫和多拉反驳得最激烈，但也正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最怀疑。
乌瓦诺夫是第二种人的代表。为了使自己不死，他也不愿意杀死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谁。
使自己不死，就是直面自己的勇气，就是不对自己撒谎。乌瓦诺夫一上场就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不惯于说谎话，仅此而已。”
他愿意参加革命组织，也愿意为推翻专制制度贡献力量。但让他去扔炸弹，他的双手直发抖。对自己真实，就是要敢于说出这句话：“我害怕，并为害怕而感到羞耻。”
是不是怕死呢？不是。至少不是怕与大公同归于尽或被敌人吊死——如果这是必不可免的话。但让他去选择死——首先是让别人死，哪怕这个别人就只指大公，他也干不了。
首先，是他太热爱生活了。对一个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他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恶。所以他说“我一直不相信真的有秘密警察。”
炸弹与他所理解的生活太不协调。
他接受了革命理论。理智告诉他圣彼得堡是用鲜血和皮鞭建造起来的；仅仅揭露社会不公还不够，还必须舍命剪除不公。但他只停留在对理论的相信上。知道圣被得堡是用什么建造起来的与眼睛看到的圣彼得堡毕竟是两回事。他无法行动，更不能设想自己会用炸弹去炸毁这座用鲜血和皮鞭建造起来的宫殿。明知自己无法行动而又不承认，这叫罪上加罪。所以他说：“我只有一种赎罪的办法，就是有自知之明。”
其次，一个缺乏行动力量的人也就是缺乏主动性的人。他逃避选择。如果别人安排好了，比如让他死，他并不怕。但他不能自己去选择。自己不选择当然与怕自己承担杀人的责任有关。但这又说不过去。统然已经参加了革命党，为什么又怕承担责任呢？我们相信，如果他被抓到牢里，他会主动把一切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但他就是不能去扔炸弹。这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经历、教养有关。从哲学上看，这里也有一个理智与感觉的关系问题。他深陷在自己的感觉之中，过不了感觉这一关。感觉总是被动的，是被给予的。与感觉相比，理智才是主动的。所以他要求到委员会去干宣传工作。虽然他明知这同样危险，但他要的只是“闭上眼睛干，什么也不知道”——只要看不到，就是不存在。作为一种哲学，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还应该提到的两个人物是安南科夫和多拉。
安南科夫是这个恐怖小组的负责人。他的责任就是要使这个组织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用什么把大家聚拢在一起呢？或者是对正义的信念和纪律，或者是兄弟之情和爱的纽带。与后者相比，前者显然有力得多。但他又不能象斯切潘那样走得太远。在感情上，他是站在卡利亚耶夫一边的。所以他既要正义，也要生活；既要斯切潘的炸弹，也要卡利亚耶夫的诗歌。他象斯切潘一样谴责自杀，但他又不能不承认在卡利亚耶夫的“自杀冲动”中有一种献身精神，一种他也同样渴望的、多少有些浪漫的热情。
正是这种热情，使他留恋生活；也正是这种热情，使他怀疑自己的勇气。他觉得他的角色是被别的什么东西注定了的。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他的“特殊性”。他总是看不清自己。执行任务时，他对多拉说他直到现在还留恋以前的日子，留恋过去显赫的生活和无止无休的酒色之夜。他想不到多拉说她早看出了这一点，并因此而特别喜欢他，因为这说明他的心还没有泯灭。但他怕的就是这种没有泯灭的东西。当卡利亚耶夫被捕后，他希望他能被赦免，但又怕他被赦免，正如他希望他死，但又怕他死一样。他知道对卡利亚耶夫来说死比叛变好，但又不能承认站在绞刑架下的卡利亚耶夫就一定是幸福的。他也爱，但爱的是组织。他体会不到多拉所说的那种个人的和私下的爱。生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属于未来的范畴。为了使自己能活到未来，就不敢再正视正义；而为了正义，又必得接受“死”这样一个唯一的结局。每当多拉把这两点对立起来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低低地喊一声“多拉！”或让她“住口！”
作为恐怖小组中唯一的女性，多拉对正义和爱有她独特的感受。
斯切潘说：你是女人，对爱的理解糟糕透了。
不。理解的只是正义。只是对正义来说，才有一个理解得糟糕不糟糕的问题。爱超出理解。
多拉是怎么理解正义的呢？
首先，为正义而奋斗，是为了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但“结果要不是这样呢？”当安南科夫说卡利亚耶夫的死是为了“我们的子孙”时，多拉问：“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
其次，如果为正义而奋斗就一定意味着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走在正路上。正路就是通向生活，通向太阳之路。”
生活是什么呢？多拉说，生活是爱。爱不是一个需要理解的概念。爱是一种面孔，一种神态，一种说话的语气。这种语气是斯切潘所表达不出来的，他只适宜于说仇恨。
所以，虽说大家都在为正义而奋斗，但人与人不同，有的满怀仇恨，有的充满温情。
问题是当一个人去投掷炸弹时，他必须是满怀仇恨的。
多拉比卡利亚耶夫自己更了解卡利亚耶夫。她很清楚，那种鼓动着卡利亚耶夫去投掷炸弹的“正义冲动”实际上是一种“自杀冲动”。与杀人相比较，自杀更幸福。但如果杀人是必须的话，那就还有一个比自杀更大的幸福——绞刑架。
正是多拉，给了卡利亚耶夫以唯一可达到的思想高度：投书炸弹，然后，不是自杀，而是昂然走上绞刑架。
听完多拉的话后，卡利亚耶夫说：“谢谢，多拉。谁也不能对我提出任何指责。现在，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但多拉自己却说不出话来。
当炸弹声响起时，多拉泪流满面地扑向斯切潘：“是我们杀了他！是我们杀了他！是我。”
是的，是我们杀死了卡利亚耶夫。与钢铁一样坚强的斯切潘相比，多拉的力量要大得多。她是真正使卡利亚耶夫“永生”的人。
当卡利亚耶夫被捕后，斯切潘说：
我祝愿雅奈克保住性命。我们需要他那样的人。
多拉：他可没这种愿望。而且，我们只能希望他死。
安南科夫：你疯了！
多拉：我们只能这样希望。我了解他的心。他死了才会心安。对呀，让他死吧！(声音更低)但让他快些死。
死使卡利亚耶夫获得“永生”；而卡利亚耶夫的死，却永使多拉不得安宁——除非她也象卡利亚耶夫那样，先是谋杀，再走上绞刑架。
这也是多拉最后的选择。
没有正义的爱是脆弱的，没有爱的正义是虚幻的。只有当你面临必须二者择一的困境时，你才会发现无论是正义还是爱，其本身都是痛苦绝望的；而“有了矛盾，死比生容易，容易千百倍”。
不会犯罪的人犯罪，是为了最后消灭犯罪。但“结果要不是这样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多拉的问题会始终困扰着人们。但正如加缪题写在这个剧本的扉页上的那段话一样，我们越看到“象无法容忍的痛苦一样压在那些心灵上的仇恨，也变成了一种适意的制度”，我们就更有理由追念那些伟大的亡灵、他们的正义反抗、他们的艰难友情、他们为同意暗杀而做的超乎寻常的努力——并以此表明我们的忠诚所在。
还是卡利亚耶夫向多拉念的那句诗：
“在静谧的地方，我的心向你祝愿……”
原载：努努书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