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看到第二十集，正好三分之二。没看完就已经是满怀感慨。

感慨首先是感慨白区工作的残酷，打入敌人心脏的环境更其残酷。而文革期间动不动就先把武装斗争压倒白区工作，现在回想一下好不荒唐！所以把《芦荡火种》的唱堂会改成摸黑打进沙家浜。所以，在白区工作过差不多就是“当过叛徒特务”的同名词。

余则成，成不了气候。他早早就埋下了覆灭的种子——换句话说他在给自己挖坟墓。比如入党问题，比如倒卖问题，比如和晚秋的关系。顺便说说那个晚秋即使投奔解放区，也没有她的好果子吃。除非凭她的青春嫁到高层那也得那位高层领导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行。否则，中统太太军统情人这两条就够她吃不了兜着走。

感慨的更是这样一个角色，任谁来演都差不离。根本不用劳孙红雷大驾。何况他也就老是那个样儿。奇怪，干吗不像海岩那样培植新秀呢？保不住屏幕形象演技水平都会比那个小猪眼睛顺眼。

一个第一男主角的悲哀在这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里看得很清楚。这儿已不是在说余则成这个虚拟角色，而是说男演员本人。根本不必去说第一女主角的出彩完全压倒了第一男主角。就是拿他和别的男主角的对手戏来看，好多人都超越了。也就是说两人同场飚戏，气场全在别人那儿。如果说在《梅兰芳》里孙红雷他压倒黎明的话，那末他在这儿就是被别人所压倒。

观众肯定会发现演得好的男演员有的是！我最欣赏的几个比如那位谢先生，简直是绝了！吴站长，陆桥山，李涯，甚至于那个逃亡地主都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了！而偏偏孙红雷他不是——看着看着就被对面的人所吸引而只觉得他实在窝囊。这儿说的窝囊也不仅仅是余则成老是要装孙子，而是演员本身的假模假样。

也是奇怪！同样是陆桥山，那个人脸上也是堆着一付假笑，可觉得他就该是那样子的脸上肌肉调动。而余则成的假笑不知道为啥看着总是不舒服，总是觉得他纯粹是在装假在“演”演戏。

内心世界最感慨的是那个逃亡地主和他的两个儿子。“逃亡地主”那是四清清政治的第一要务。排名在漏划富农之上。在黑五类或者黑几类中，地主又总是高居榜首。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两个逃亡地主，都是女性。她们的兄长却都不是——因为外出念书成为教师学生等身份。可是待字闺中的她和她却都是！更感慨的就是那两个小孩子，那么一点大的年纪，就也在逃亡！何况那种生活有半点儿“地主”少爷的样儿？！

可是，一旦解放，就算是老爸没死逃过军统内部争斗一劫也会被揪出来。那地主子女的帽子是逃不脱的。不要说第二代，在山西河南，即使是第三代那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我的一个同事就曾经愤愤然——她的老爸是教师，她的祖父是地主，可她的家庭出身也就是地主！并且被组织和群众视为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认定。

“余则成”潜伏的地方 两任站长离奇死亡
ZT
--------------------------------------------------------------------------------

佚名




近期，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上世纪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而由孙红雷、冯恩鹤等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明生动。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如果有，真的是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吗？

　　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于建立军统天津站的由来，在原著小说《潜伏》里，作者龙一是这样写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小说的这段描写并不确切。实际上，早在1932年，军统天津站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天津站浮出水面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其中就有“情报人员训练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都是考自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有情报性的各界人士。这个训练班的正式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 “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上述这些，就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人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已经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王子襄的神秘死亡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处之泰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淳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让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归案。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日本人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 30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包括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牺牲。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天津站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统局的全盛时代。抗战结束时，军统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机构健全的特务组织。此时，军统仅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50000人左右，其中直接在军统局领薪的有25000多人，其余半数分散在各公开单位。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乘机返回上海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在南京附近坠机身死。戴笠死后不久，军统局核心单位和人员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担任局长(1948年前由郑介民代理局长，毛人凤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继承了原军统局的衣钵。其他人员和一些公开单位合并到国防部第二厅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分别由原军统局帮办郑介民、唐纵担任厅长和署长。

　　《潜伏》一剧主要以余则成在天津站的活动为主线展开。抗战爆发国民党撤离华北时，曾在天津布置下了一些潜伏的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又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军统潜伏人员的特务，一时间搞得乱七八糟。

　　1945年12月初，戴笠亲自到天津裁撤了原有各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1946年7 月1日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当地特务最高指挥机构，以老牌军统特务陈仙洲担任站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和天津财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按照保密局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分离、秘密单位指挥公开机关的原则，保密局派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位吴景中即电视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加入中共，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加入军统，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等职，1949 年去台。

　　天津站是保密局系统中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据沈醉在《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中透露:“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160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110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60人。” 天津站就是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其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是会同中统天津区、宪兵第20团、天津市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青团天津支团等军警宪特机关镇压天津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并且指挥全市范围内的大逮捕、大搜查。1948年秋，保密局又把派驻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分别编成若干情报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驻天津人员纷纷自寻门路逃命，吴景中趁机借故南逃。后在南京被毛人凤关押，次年去台湾，1950年经蒋经国保释出狱。吴景中离职后，孤城天津已岌岌可危，保密局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1966年4月16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