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载] 樊立勤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二部分）
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二部分）
·樊立勤·
毛毛小姐：
我想就您文章中涉及或没涉及的一些问题和您逐项探讨一下。
１、您文章没有更多地谈及刘少奇问题，不知是忽略了还是有意回避。
我希望有一天，就刘邓的关系问题看到您的文章，听到您的见解。
毛为什么打倒刘邓路线，就那么几次会，就会令毛痛下决心，批刘又批邓。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如下论点：“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总的方面讲，刘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持保留态度。
这个话是反高饶联盟时讲的，从政治斗争来讲，无可非议。邓小平的立场应给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历史判定，这令人难以心服。后来我记得邓在别处还讲过类似的话，应该说，这就是邓发自内心的一种认识了。
这就令人十分费解了。
起码两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只是他们不说。
我相信毛泽东心中一定这么想：“他的地位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还用你说。”
周恩来一定会想：“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刘论资格和功劳不但不能和毛周相提并论，也比邓小平相差甚远。邓小平不但参加“八七”会议，而且当时就是秘书长了，后又挑大梁搞了“百色起义”在中央苏区受排挤。但长征过后，就成了一方主帅，主持全盘工作。解放战争有临危受命“挺进大别山”一招险棋取胜，改变了战略格局。
刘少奇不但没参加重要的“八七”会议，而且六大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这一升格，国际因素多于国内因素，不能认为是凭本事上来的。在这一点上与毛周邓及其他人不同，而这时，这个“委员”也不算什么，“八七”会议让毛进政治局，毛说自己不能进，要搞起义去呢。显然这是空的。刘少奇以这种地位，七大一下子成为党的五大书记之一，党的领导的实际的第二把手，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历史上形成的，简单地说就是有人为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需要。我认为这不用看任何内部资料，只要把毛选、刘选、周选从头看一遍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刘的地位问题当时就有争议，有人对六大提出非议，周恩来作了有力的反驳，见周恩来“六大研究”疑问。
历史上的旧账也就不用算了，问题是建国以后，毛几次往出抬邓，根据我所看的资料，我还没见毛对任何一个人——包括林彪也没像对邓那样讲这么多好话。
１９５６年８、９月间的７届７中全会，作为“八大的预备会”毛当即提出邓为总书记。
毛在会上高兴地表示要为邓“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又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八届一中全会，邓成为常委、“总书记”。
而此时，毛对刘的评价就非常一般了。请看，同时在八大预备会上说的话，毛说：“恩来、陈云和小平同志是少壮派，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半个）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没有资格登台演主角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毛泽东讲话当然有信口说的时候，这里就有，明明周比刘还大一岁，倒算少壮派、刘小一岁反而该下来，但还是可以看出毛的倾向。
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的就更坦率了：“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一正一副。”然后转身对邓小平，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握，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啊。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刘少奇刚当了第一副主席，这不等于公开把刘晾在了那里，我相信当时最不爱听这些话的是刘少奇和林彪。但此时，毛绝没有重用林彪的意思，晾一下刘是明显的。
我的判断：毛要换接班人为邓小平确定无疑。
我们这么反应慢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精明过人的邓小平意识不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刘更会比谁都敏感。
后来，有了时机刘就做出反应——这是登报见标准像的事。宣传部要把刘的照片与毛并列登出，上报到总理处，周批示认为这么做不合适。刘坚持要登，应该说，周的态度是正确的，既是对刘的爱护，又是对邓的支持。
标准像只是一个形式，它后面隐藏的内容是极为深厚和丰富的。与毛并列挂标准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绝对不是小问题，对这一点周的认识是老到和深刻的。
这一行动表明，刘不接受毛的安排，坚持不让步，不但不让出接班人的位置，而且立刻就决定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自不量力。
如果刘退后一步，听从毛的新的安排，与周共同支持邓为接班人，那毛很难再反悔，另立新人。而这样，更便于刘毛之间交换意见，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于国家大局有利，于自己亦有利无害。但刘少奇就是刘少奇，他没有这个政治家的风度和眼光，他决定一争高下。这就是刘极不明智之处，他的不幸有相当大的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为什么冷淡刘呢？
毛刘的政治分歧是一种原因，但毛、刘的感情裂痕早就有了。我认为最早可能产生于“陕北分家”——即毛、周、任、彭、陆留陕北，刘、朱去河北，设“工作委员会”。毛周之间的历史宿怨从重庆谈判到陕北转战时得到弥合，而毛、刘隔阂出现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令人不解的是，毛的１９５９年讲话以后，邓与毛应该更多地交换意见，便于相互沟通，按毛的说法，不知为什么反而疏远了。
难道真是因为此时也启用了林彪，毛做了林的工作，刘做了邓的工作，政治岐见公开，也许是这样。
但是可以判定１９５９年时以至庐山会议开过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林在毛的心目中绝对没有邓在毛心目中的地位，更没有选林为接班人的意思。这有对他军事力量的提防，也有对他政治上治国能力的疑虑——因为林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而毛又是极为看重实践才能的。实际上，即使林正式成为接班人，毛对这两点也是不放心的，更不用说１９５９年了。毛对邓的治国才能完全信任，周恩来对邓也极为欣赏——薄一波的谈话可证明这一点。如果启用林是影响毛、邓之间交换意见的原因，那么后来就主要是政治分歧了。根据罗点点写出的情况：早在１９６２年毛就向罗瑞卿交了底，不过他可能没有向邓透露，也没向外界透露。
在对林军事力量的提防上，毛、周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林彪的力量决定的，熟读历史的毛永远也不会忘记，对此周恩来对毛是极为了解的。他虽然平时不说，但他对中国经、史、子、集的熟知决不次于毛：这可以通过周的“书信选”看出来。毛、周的“书信选”我每本读了两遍，我对周的古文功底印象极深，深厚异常。所以周的见解会与毛完全相同。他相信毛对林永远也不会放心。即使毛一时冲动，关键时刻，周只要一点，毛就会警觉，这可以从以后林的垮台中看出来。
邓在此时是否与周交换观点过少呢？我们不得而知。
最了解毛的是周，最了解刘的也是周，最了解邓的也是周；应该说，周、邓的思想更接近，感情也更接近。但竟成了“刘邓路线”真让人不可思议。
周不能过多地找邓，周知道在政治上毛对邓比对自己更信任。毛认为周是一贯的右，同时也知道周在党内外极有人望和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毛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也是警惕的：因此周也心知肚明。所以，周主动找邓对邓不利，就如同刘找邓对邓不利一样。周只能对毛一人负责。
对中国的政治奥秘周恩来理解得十分透彻。
另外，刘、邓的为人也截然不同，我听到对刘的公开评价如下：
黄克诚的儿子黄煦说：“老干部都认为刘少奇拉帮结派。”
叶挺的儿子、女婿提到刘少奇，更是破口大骂：“事情都是他搞坏的。”
邓小平对此不会没有觉察吧。
朴方在最危难时讲：“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刘邓路线的提法，刘邓不和人所共知，怎么说是刘邓路线呢？”这是朴方当时提出的应有的抗议和有力的抗争。
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朴方说的这句话，也不懂这句话的含义，随着资料的不断地披露，对党内斗争不断深入地了解，我认为朴方的质问是对的。朴方问的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的提问：请毛毛小姐研究一下，在将来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给以回答和澄清。
刘少奇的地位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也会带来后果，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中共的历史上，先不论是非曲直，正确与错误，仅就受处分、遭打击，最多的应属毛、周、邓三人，而其中周恩来是犯错误最大、受处分最多，作检查也最多；邓小平是受打击最为严重、最惨烈、也最悲壮的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受处分最少的，尤其是建国以前，几乎没受什么处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一贯正确，我看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明他做事情少，或者说，他没处于主要领导位置，不是独当一面的任务。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这么复杂的关系背景下，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如此曲折、艰难、困苦的过程，既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又要应付好方方面面，婆婆太多，上面的标准有一人一个样，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果身在第一线，做具体工作，不犯错误、不被处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清白，只能说明他的经历简单，磨难不够，资格不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十分牵强的，这是历史决议，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这种决议正如任何决议一样，他只是反映当时主要主持人的意志，主要是当时开会时的力量对比，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意见结果。我确信当时党内也是许多人心中不服的。不用说周恩来，就是陈赓、李克农也不会服。钱壮飞如果在世，也会不服，后起之秀熊向辉也不会认可。刘少奇处理顺直省委的事情就很说明问题，他是既不能服众，又不能正确解决问题，那又怎么成为白区的正确代表，这只能说是毛刘之间的一种结合，毛的一种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
毛、周、邓受打击、遭处分和不公正待遇最多，但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心中尽管不满，一肚子火，但绝对服从决议。一成决议，不争不辩，让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大事能干，小事也能干，而且干就干好，从客观上说，是一种等着瞧，让时间去做裁决的态度，给大家以时间，给人民以时间。相信人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主观上确实表现出一种党性和超人一等的胸怀，不计名利，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而能有这种态度和立场，就不仅仅是个人态度和修养问题，更主要是他们的阅历、见识和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关，这是需要有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他们知道事情的发展变化是要时间的，人的观念的改变也要时间，这是等待是必要的、应该的。
刘几十年受到的最沉重打击就是１９６６年这一次，我相信，最初毛并未想置刘于死地，这从刘靠边以后，毛对它的态度可以看出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内在天安门毛主动与刘交谈了长达１０分钟，这显然是毛有意做给所有人看的，我认为这就是毛当时对刘的基本态度。但是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约刘再次谈话以后，毛的态度就变化了。
先不论毛的政治见解和观点对不对，但可以肯定，毛的这一次态度是认真的。但就是在这次谈话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务农的要求，这就等于向毛进行了最后的摊牌。也就是说，刘的态度为：要么我仍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按序接班，要么就什么都不干。这就是刘给毛的信息。刘也许此时仍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毛也莫奈我何：可他忘了，毛认为自己是创造历史的，也是可以改变历史的，这就使毛向作出最严厉的决定由迈出了一步。而这种结果是与人民群众无关的。只是邓小平和其他人受了无辜的牵连。出于如此高位的领导人，当他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是不能主观的以一己之愿来行事的。我认为刘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既无群众基础又无实际力量支持的。
当然从经济上说，刘邓在５６－６６年的主张是对的，切合中国实情的，是与今日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刘邓遭批判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老百姓才知道的，对运动的掀起已经无关了。
从现在公布的可以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认真地想摆正领袖与党、即毛与中央的关系是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上，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和邓小平起了主要作用，也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广泛、深入地宣传与全党，党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共产党对毛的宣传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是完全一致的；调子更高，叫得更响。
在军内变化早一些，但是在社会上除了毛泽东就是刘少奇“论党”中的一些东西，所有的宣传材料、党史教育，全是以刘少奇“论党”的调子为基础。
而“论党”对毛的抬举与推崇是无以复加的。后来林彪的说法只是更加怪异和离奇，但并没有超过刘的水平，林彪的宣传在知识分子当中影响不大。我这里写出的观点是不少知识分子的看法，而我认为刘少奇的“论党”，不仅向全党宣扬了一部抽象、简单、神话了的党史和一种观念；而且宣扬了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想方法—绝对的、唯一的、单线条的思维模式。
这就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思维定势。它是如此强固，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决议对老百姓毫无影响。
当时对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的言论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前以我为例，所知道的邓小平唯一一次讲话，就是１９６４年前后“为了照顾同学们的身体，改善伙食，增加同学们的生活费。”记得当时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往后可以吃得好点。”结果，我的说法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遭到了批判。文革当中我遭打击时又被上纲为吹捧邓小平。
对于陈毅，除了公开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别的也一无所知，批判陈毅时除了他的黑话集，人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可一下子就更喜欢陈老总这个人了；在开放的气氛中，人的精神就会自然地伸展，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所以特别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对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和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
毛泽东是与世隔绝的，后来又与老干部隔绝；中央与基层、党内与党外也是隔绝的；群众的思想受到单一灌输，这就是文革发生时中国的现实社会。
从根本上说，毛与党内老干部一次次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就是毛的长期封闭状态，脱离实际，而只从教条、空想来治国。如果早就上下沟通，就绝对没有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他“想也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
下层的人民是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生活的，又这样被驱使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列车，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上面写出的那么一点东西，那么几句话。这一切，就是根据刘少奇的书，多年教育的结果、驯服的结果。
文化革命发生了，当党内斗争对刘不利了，做出了使他个人难堪的处理，他一下子摊了牌，老百姓怎么理解、怎么选择。
我可以说，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连周恩来、邓小平也不见得知道毛刘谈话的全部内容，既然中国共产党一向听毛泽东的话，不听怎么办。听毛泽东的话错了，不听更错。老百姓总是错，到底错在哪里。这就是刘少奇当时没有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这一切他是有责任的。
刘少奇参与主导造出个神，当对自己不利时，又一下不承认了这个神，群众怎么理解，要么说明刘对毛原来的宣传就不真是和缺乏诚意，要么说明此时，他不识时务，他不具备与毛摊牌的实力和资格，二者必居其一，而他强行这么做了。这时，刘的进一步不幸就是不可避免的呢。
事情到１９６７年２月大闹怀仁堂，即中央碰头会，事情就进一步剧烈化了。
本来事情可能向另一种态势发展。
毛此时的心态是平和的。
据今天所有可以见到的资料记载，都是毛极有兴趣地听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特别听到谭老板夹起皮包要走，陈毅追上去一下揪住谭老板，说：“别走，别走，咱们还得留在党内作斗争呢。”毛泽东听得都笑了。
以毛的胸怀和阅历，这种场面这些话他实在见得太多了，实在算不了什么；跟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几位老同志即使骂翻了天，他也是容得下的。
但是后来听到陈毅把延安整风的事情也掀出来，而且对周说：“总理，你那时不也是挨整的吗。”特别是陈又进一步说：“主席那时威信也并不高，也没什么吗。”
听到这里毛一下子变了脸，把手一拍沙发说“陈毅，你要干什么！恩来，去找他谈谈。”
不过这两句陈毅的谈话当时没有向下传达。
碰头会从此取消，形势进一步激化。
陈老总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真无可挑剔。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人见人爱。但作为政治家来说，真差把火。
这一下子，毛在中央干部中给搞得里外不是人，周的地位更加被动，更难于讲话了。对林彪、康生和中央文革一批人更加有利。
我认为，此后变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可以确定的有如下几点：
（１）毛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渐渐下定；
（２）毛从此时开始，深深后悔把刘与邓硬给扯在一起——派工作组的事，实在也不算什么大事。他知道，只有邓不会翻这些旧账，更认为邓比这些人成熟。
（３）周在内部批评陈的冒失以后，每天应付对陈毅的揪斗，陈毅在哪里挨批，周就跟到哪里，实际上是坐着陪斗，考虑别的事的精力更少了。其他老帅的发言权进一步遭到削弱。
（４）全国进一步大规模的批人整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国打“二流派”。我就是在这时又被达成“二流派”的，几次揪上斗鬼台的。
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事情一直到１９６７年武汉的７·２０事件，才使毛再一次清醒，全面调整政策，毛与林的矛盾冲突公开了。
但是，从根本上说毛的封闭状态并不是从建国以后进入中南海开始的。我认为，一到陕北抗战一开始，他就有一半处于这种状态了。因为这时，顶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他了，而是在太行山、冀中、山东、东北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陈毅、粟裕这些人了。下边的艰难，他只能听说，而缺乏在一线的亲身体会：解放以后，二野、三野的干部对人事安排不满意，就有人为毛泽东对下边的艰苦斗争无知的情绪包含其中。只不过，这时他还能听别人说，能听到老百姓的骂就是了。近了城以后，这都听不到了；悲剧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在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据说当时持反对态度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林伯渠等人。
北大历史系的朱学文讲，康生在清华读书的侄子说，康生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别的事我也不替康生辩护，但是江青和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反对的人，贺龙一下子把枪掏了出来，猛地往桌上一拍，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这一下大家都不讲话了。”谁也知道贺龙的举动意味着什么，讨论到此结束，贺龙胜利了。
我也并不是为康生讲好话，但是，一个人一旦被打倒，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的做法绝对不可取，实事求是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民主的破坏在党内是由来已久的。
２、对罗瑞卿的评价：
邓家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讲别人不好听的话，不讲坏话，我和朴方接触这么多年的体会就是这样。而且朴方从不讲不文明的话，从不骂人，讲话这么多年，不管多么困难、艰辛，从不说话带一个脏字，有着极好的家教和做人准则。
毛毛小姐的书，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这是为人准则，但写政治、写历史，这样就略显不足了。
或许毛毛小姐不知道，或许知道不愿深谈，但我说了解的罗瑞卿与您说的不一样。
至少毛毛小姐对罗瑞卿的评价和罗点点的评价在对林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罗点点以女儿的身份和权威性的语言对罗瑞卿给以严厉的批评。罗点点质问罗瑞卿：“你不认为在林彪这个问题上你也是负有责任的吗？
罗瑞卿坐在轮椅上，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才对来访的老朋友讲：“包括我们这些受过迫害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国家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要不然我们的孩子都不答应了。”
罗点点这样问，一定是通过多年的生活和知道许多罗瑞卿与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事，和罗在其中的作用，才会这么问的。
罗点点写出了一件极有说服力、极有分量的罗瑞卿为林彪讲好话，为林彪贴金的话。而这话是罗讲给毛泽东的。
事情是有关第四次反围剿的。罗告诉毛，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胜利，是因为林彪当时没听中央的指挥，自行处置，才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罗不但为林在毛这里贴了金，还在毛与其他人之间造成了嫌隙。
这是毛最敏感的问题，毛听了一定会对林彪更加赏识，一定认为林与自己最贴心。
到１９６０年代，反围剿过去都快３０年了，罗瑞卿重提此事，可谓用心良苦。
毛毛小姐写道：“运动一开始，朴方就断定搞邓是为了给林彪让路，如果此论正确的话——我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断言，文革前为了使林彪地位上升，罗瑞卿为林彪作了不少工作。”
由于罗瑞卿的特殊地位，在毛泽东那里讲话有着极重要的作用，所以，罗点点认为，他对林上台有着重要责任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罗点点还有更重要的事可谈，但写到此处也就足够了。
如果邓、林二者必择其一，应该说罗瑞卿一度是站在林彪一边的，我认为罗点点就是这么看的。后来，只是因为更加复杂的原因，罗和林冲突起来了，但这与邓小平的事情无关。与林彪冲突，不等于他就支持邓小平。
至少彭德怀是极不信任罗瑞卿的，彭德怀讲：“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信。”可见成见之深。
我认为彭德怀的这种见解不是没有根据的，除了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罗瑞卿对彭德怀的过头批判以外，还有别的原因。罗瑞卿是参加百团大战而后又与康生等人一起带头否定百团大战的人，或者说是帮助毛泽东否定百团大战的人。
关于罗瑞卿其人，不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评价，当他失势后，他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和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周回答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据说，周说话时很激动。
我认为周的回答既是批评又是规劝，也可看成一个评价。罗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认识政治问题，他的阅历不够。
他对政治、革命和权力斗争理解都过于简单、直观和单线条。思想限于刘少奇对革命道路的描绘圈中，而又困于这一狭小范围，不能自拔。
在对领袖、政党、国家、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够科学，一切唯毛泽东之命是从，以毛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不少方面迎合了毛泽东，体现了毛的态度，因此造成盛气凌人和以势压人的政治结果不止一起，这在他得势时，是不以为然的，但在他失势时，将成为一种不小的压力。
毛最看中的还是井冈山、中央苏区、特别是一军团的人，罗瑞卿明白这一点，助长这一点，并以身为一军团的主将而骄傲。他对林彪的支持应是必然的态度，应认识，但对此不应该苛求，这种单一的理解和态度，就使当林与罗冲突之后，罗陷入孤立，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罗瑞卿说：“一直到我坐到林彪的班房里，我还在想，这是林彪对我的误会。”可见其对林彪的信任之深，认识之浅。
最后纵身一跳，以死明志，应是罗瑞卿当时唯一的选择和应有的态度。以此表达对革命的立场，是大英雄之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以往的一切失误和过失业就以这种方式纠正了。
当他长时间倾向并支持林彪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对促成和加强林彪的地位，起过重大的、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历时是这么写的，罗点点的书就记下了这么浓重的几笔。罗点点像她的父亲一样很了不起。
探讨历史问题，例如推论毛确认：“刘邓路线”，要考虑各种因素，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写史与处世是不同的。
如果邓在文革前，对罗的这种态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是要吃亏的。周对罗是有足够的警惕性的，因为周的任何意见罗也是不听的，这也怪不得罗瑞卿，因为，罗的心里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使罗瑞卿一人身兼七职，这是极不寻常的，对罗的信任之深，罗在毛处讲话分量之重，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他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３、关于汪东兴：
汪东兴其人，我对他的看法比一般人，也比毛毛小姐写出的要坏的多。汪东兴、张耀祠、王连龙这三个人在罗瑞卿之后，毛远新之前，除迟群、谢静宜之外，是毛最信任的三个人，尤其是汪东兴和张耀祠。
汪、张、王三人之中，我只和王连龙打过交道，王连龙对我也印象深刻。现在他已经瘫痪在床了，对我仍念念不忘，令采访他的人大为惊讶：“他怎么会认识樊立勤呢？”探访的人心想，然后来问我。
汪、张、王均属于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王连龙在三人中是最温和的，作风也是最好的。只是思想狭隘，左。但我可以断定汪东兴帮助四人帮和林彪干的坏事，比一般人知道的要多得多，封锁毛泽东的信息来源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让他办的事他打了折扣，能多干的好事一件也没干，
刘邓的事是毛亲手抓的，其他一切人包括周恩来都不能过问：这是他的事业，也是一块心病。他把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权利都交给汪东兴了。我认为毛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处理是宽的。特别是对于邓，汪对邓家没有宽待，甚至也达不到毛泽东认可的程度，周恩来不过问刘邓的事，并不是绝对的不问，只是看看有没有时机。但决定邓家南迁的时候，周就亲自过问了此事，并且亲自打电话进行了安排。
我确信，在此之前毛周有一次长谈，其中一定重点谈了邓的人事安排问题。两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共识，或者毛听了周的建议，或者周得到毛的指示，否则精明而又谨慎的周恩来决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南昌，而且是打给林彪的死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就为了对程世清起到镇慑作用，唯恐出现意外。据８３４１部队一位同志对我讲，当时毛主席有明确指示，中央有明确规定，周的一切行动必须事先向毛请示和请假，而其他一切人包括林彪和江青的等人的活动必须向周报告和请假，一直到林当了唯一的副主席仍是这样。这可以通过外逃前的叶群电话看出来。江青要见主席必须通过周恩来，江青多次要见主席都被周恩来挡住了，说“主席身体不好，没时间。”据她说，她亲眼看见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拦住总理。大吵大闹、又哭又叫要见主席，但周不为所动，就是不让见。她说，你们别看周在外边怎么讲，怎么怎么支持江青，那是给主席、给人家听的，动起真的他给江等人一点也不帮忙，一步不让。江青恨周不比恨邓差。
所以周往南昌打电话，林的势力也一定体会到这肯定是毛的意思，这是程世清等人所以也不得不小心的原因。毛周之间谈话为邓家确定的条件一定要宽松得多，让汪来执行，而汪实际上是苛刻的，只是最低限度地使用了这一权利，给以了最小的空间。我认为，这可以从毛死后汪的态度中看出来，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约束缚，一切权力尽在他的手中，他是可以有所表现的（如果他是一位心有所属的人），而他对邓是相当严酷的，他想投靠华国锋，维持原来的或者更高的地位，压下邓的复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极有顾虑的；他知他对邓家并不好，他内心有愧，他害怕。
所以对汪是不应心存感激的。
实际上对汪的处理应该严厉得多，他后来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张耀祠也是如此，看一看他写的回忆录就可一望而知，前后删改了１１次之多，就写出那么一点鬼东西，其遮遮掩掩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海外发表攻击、丑化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出在８３４１绝非偶然，他的出走与此二人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难辞其咎的。十几年在一起还不知道李是什么人，汪东兴是干什么吃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极不可信的，只要看一看帮他定稿的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主要人物石文安我认识，这个女人是哈佛毕业的博士，我讲过：“许多美国的所谓‘中国通’对中国是一窍不通。”就包括她。李志绥的文章之粗俗、见识之浅薄、用词之险恶，就反映出她的水平和心态。这些东西是美国味儿的“中国政评”而不是中国政治的真实写照。他们肆意丑化中国领导人，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涣散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他们只能写出恶意中伤中国的东西，欺骗对中国无知和幼稚的外界人士和年轻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李志绥及其儿子是有意迎合美国的政治需要的，他们在外电的讲话我听了，其人品质之恶劣、为人之低级，只听一次讲话就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心地狭隘又凶险的人。
对汪东兴其人和这支势力，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认为对其从宽和善待处理是一回事，对其起的恶劣作用和认识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他们仍保留着充分的发言权和毛的活动的独家评判权，而我认为他们讲的话是不足为信的。毛身边的人，只有李银桥、田家英和林克等人写出的东西有更大的可信性。
毛晚年的错误汪东兴和这支势力都是有份的，或者就是重要的参与者：这一时期至少可以从罗瑞卿失势算起，或许这也和汪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汪此时是毛最信任的人，而且是与毛接触的机会最多。
毛如果是一个原子核，汪的势力就是最内层电子。这一优势连江青、林彪都无法企及，而毛对汪的依赖越到后来越大，汪的权利也就越重。
毛为了平衡制约各派势力，便于监督管理实现大权独揽，也为自己身体条件所限，建立了一套极为特殊的政权体系。
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握有军权，位置在周之上，但活动需向周报告请假；周握行政权力，外事权力，但毕竟位置在林之下，另有合法的优先发言权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以对周掣肘和制约；老干部未失势的手中握有权力，但毕竟各管一摊；中央文革四处插手，扩大实力，但并没有真正握有重权，军内的文革是林彪搞的，有时利用中央文革共同整人，罪恶大多数是此时造成的。
这各种势力均在毛的控制监督之下，而这一点是通过汪东兴的势力来实现的。包括中南海的运动和对刘、邓、陶的揪斗，不但是汪东兴控制的，而且就是他主持和安排的。
北京的重要人物和北京的重要监狱是由毛泽东直接掌握的公安部控制的；而这一点主要是通过汪东兴、谢富治来实现的。监狱的待遇、好坏、狱外的安危和活动情况都是汪东兴决定的，情况也是由他提供的，否则外人怎么知道。整人、斗人、死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期间，汪东兴是集当年杨尚昆和罗瑞卿权力于一身的，甚至比那时两人的权力还要大还要厉害。汪东兴、张耀祠、王连龙、迟群、谢敬宜应属文革的第二支势力。
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相信汪东兴没起好作用，这支势力要占有对毛泽东的独家垄断和控制权；除了周恩来本人是汪东兴挡不住的以外，罗瑞卿是可以突破这一垄断的唯一重要人物，这是决不为他们所容忍的。
这可以通过杨德中的下场看出来。
本来先派到北大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杨德中，汪东兴、张耀祠认为他不是“自己人”，因为杨德中为“外来户”，他原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调入的。他们不但想把他调离北大革委会主任的位置，而且赶出８３４１部队，调到咸阳军分区任第五把手。 毛泽东死后两年，在汪控制权利时一直不能调回。由此可见，汪对权力控制之严。他们对罗瑞卿的态度可想而知。
据说，总理去世之前，与小平同志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那是总理第一次报病危。
总理这时担心和忧虑的，就是小平同志的安全问题。
小平同志和王洪文等一赶到，总理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不顾一切了，当着王洪文等人的面对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要注意呀，阶级斗争是很残酷的，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小平同志说：“总理不要讲了，这我知道。”
然后总理又转过脸对汪洪文说：“你要好好学习，要不你们是要垮台的。”
以上谈话是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讲的，这不但是周对四人帮势力的担心，也是对汪东兴势力的担心。
４、毛毛小姐在大作第１７６页写林彪为什么争当国家主席的原因，第四点是这样写的：“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革’以来，一直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且互相龌龊，争权夺利。此次人大如能确定林彪为国家主席，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
对这段论述、论断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然毛毛小姐是邓小平的女儿，但是我敢斗胆断言，这决不是邓小平的观点。
在林彪势力存在的时候，林江两支势力从来是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多合少；争国家主席也不是为了增加与江集团角斗的分量。
江集团与林集团的斗争是林彪集团垮台以后江青宣传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真实，毛泽东不也是这么说的吗？是的，毛是这么说的，我请问，毛说的就是真实的吗？毛这时不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江、林是一伙的，那不是该一起垮台吗？那不等于毛自动宣布“文革”失败吗，毛会这样做吗？这是毛为了保江集团特意加给他们的说法，为其开脱，也为自己留后路。
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四人帮当时这么说；毛泽东当时这么说；中央党校跑到美国去的阮明在“美国之音”也这么说。
但最不应该这么说的就是邓家。可是毛毛小姐这么说了，这是错的。
为什么我敢如此武断呢，竟敢否定毛毛小姐的观点？
我的理由如下：
１）林彪讲，搞文化革命一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说，一靠毛，二靠我林彪手中的军队。对此，江集团是清楚的，他们自己是没实力的，靠毛不用说了，只有靠林彪的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即使江青本人狂妄、自不量力，别人也不会这么傻。不要忘了，此时康生、陈伯达还在，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决不会产生什么根本性的斗争，更不是什么分多合少。这可以通过康生的态度看出来。林彪一垮台，他再也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大势已去。所以毛说：“康老不出来，我没想到。”但康生想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兵权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怎么会去与林彪争权争利，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的。
通过江青本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就在林彪垮台前不久，江亲自给林照了一张标准光头读毛选的像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此刊在林出事以后又匆忙收回，这是使江难以赖账的铁证。林彪出事以后，江青气急败坏，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她一人在颐和园骑着烈马狂奔，进行发泄，不知如何是好。
江青是一个浅薄的女人，极为张扬和外露，但她的行为绝对反映了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全国人都知道这件事使毛栽了，江青他们更栽了，他们自己会不知道，他们栽了大跟头。
林彪垮台后毛为此大病一场，可见对他精神打击之大，这不仅是军事政变的刺激，而且是政治上的挫折。
即使他想到对林的警惕，但也没想到林会暗杀他；即使他想处理林，也没想到死的这么惨，而力量又被周一网打尽。
毛都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江青等人又怎么会想到；想都没想到，又怎么会去斗争呢？
２）这两大集团，其实不是两大集团，而是一个大集团，一个小集团。在没拿到全部权力之前，他们再傻也不会不清楚他们是拴在一起的。他们的主要矛盾，是与老的革命家和其他军内势力争权，先是和刘邓斗，再和以周恩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为代表的老干部争；这永远是他们的主要斗争目标。
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当一致，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总是会在一起的，从来也没有分开过。他们知道，拿不过来这些人的权力，自己就权力有限。所以林彪说：“工交口文化革命没有搞好，等于文化革命没搞。”这就等于说没政权就什么都不算。这当然也是江集团的态度。他们再傻，也不会放着这个目标不打，而去自己斗。放着这个肉不吃，而互相厮杀。江集团不会这么傻，也没有这个实力，毛也不会让这么做，何况弄不好，周等人还会把邓弄出来，更难办。他们怎么会自斗呢，怎么会分呢？更不用说“分多合少”了。
毛、周、林心中都明白，此时，周代表的力量有着绝不小于林集团的实力，这就是周的行政权力和其他野战军一、二、三野的实力。足以与林、江相抗衡；在舆论处于弱势，在力量决不处于弱势。
毛泽东虽然已经发现、限制这支力量，但绝不是不要这支力量，更不会忽视这支力量，这都是他的力量；更何况他还要用这支力量制衡林彪的力量。毛需要双方的支持，而不是双方的反对。
实际上就是这支力量先使林彪垮台，又使江集团垮台。这不能看作是毛一个人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周的实力。而且毛已经发现，他绝不能单靠四人帮，更不能单靠林彪。
这才是林彪急不可耐想以设国家主席一争政权的原因。
党、政、军林一把抓这是毛所不允许的，毛知道这也办不到。国家此时没有了周、叶、邓这些人一定会大乱，军队大乱，真的混战将不可避免，武汉７·２０事件已经使他看到了这支力量的动向和危险的形势，所以他立刻调整了政策，对周等代表的力量让步，而林恰好与之相反，不退而进。毛不允许了。
武汉７·２０事件是导致庐山会议的直接原因。
７·２０事件给毛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讲了他自建国以后调子最低的一句话。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宽恕陈再道和钟汉华，毛说，“陈再道不是还让我们走了吗？”
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兵谏，台湾认为是周向毛的一次摊牌。
不管怎样，武汉７。２０事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这是一次真正的实力的显示：两百多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人人荷枪实弹，冲毛的居所；武汉东湖枪声只要一响，定会大乱，无法收拾。
就是这一次把谢富治和王力打的满脸是血，全身是伤。
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刻否定了林彪，召开了百万人大会，停发了所拍电影《北京支持你》。林彪在天安门所说的：“陈再道出了题目，我们好做文章了。”和“带枪的刘邓路线”被否定了。
毛林的裂痕公开了。
唯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事情发展这么快和林彪出手这么狠而又败得这么惨，这是让毛深感害怕的。
事后，毛对周的依赖加重，猜忌也加深了。
人们会说，怎么从来没有宣传周与林的斗争和周的胜利呢？
很简单，如果那么做，那就不是毛泽东，更不是周恩来了。
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见胜不过众人之知也，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大智者之胜是存于无形与无声之中的。这就是周恩来。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５、毛毛小姐讲到毛为什么始终保留邓的最后一点生机，主要是从毛泽东个人的心胸和态度来说明，这是不够的。邓不倒的重要原因就是二野的实力，这是有据可查的，也是７·２０事件陈再道显示的力量。
毛毛书中没提到二野的力量和他们的态度，这是毛毛小姐书中的一个缺陷，也是显得稚嫩的地方。
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根据，一个是政治目标，二就是实力，这是考虑问题的基础。
政治家每天算的就是形势和力量的对比。
毛与周都不说，邓也不说，就是都在算，算力量的对比和行动的条件与时机：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圣人之
道不传人”。
对中央各个派系及个人态度，最熟悉和了解的是周恩来。交际最广的也是周，这有他合法的权力。
而最不注意人事关系的就是邓小平，他只是一个劲地干工作，然后独处。
邓只相信毛对他是信任的，自己对毛是绝对忠诚的，自己绝对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其他九一概不管了。这在做人上无可挑剔，但对于政治家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你不拉拉扯扯，可别人拉拉扯扯，这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我说得可能不对，你们更了解。
谈这些问题，毛毛小姐太年轻，要多听朴方的意见。
以上万言，是我的看法，供毛毛小姐参考。
此致
敬礼
樊立勤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２日
注：
１、樊立勤，北京大学生物系１９６３级学生。文革初期十分活跃，发起主持过多次串联会，后被聂元梓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非法抓捕，私刑拷打，双腿膝盖被钉入竹签致残，但是始终未低头“交待”任何问题。这一点在北大师生中颇得赞赏。
２、杨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员，文革中因反对聂元梓，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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