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18世纪上半叶，当时的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所属小城梅赫伦（Mechelen，位于布鲁塞尔东北约22公里处）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音乐人才，擅长男低音、管风琴和合唱指挥等 ─ 皆教堂及宫廷仪式所需技能，年仅21岁即任职利瞿（Liege）大教堂的合唱团指挥，随即为科隆红衣主教暨选帝侯，兼利瞿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看中，获邀前往波恩宫廷乐队任职。他的名字叫作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12-1773）。像大半荷兰人（及后来的比利时人）一样，这位贝先生是佛拉芒人（Flemish）。佛拉芒人亦称佛兰德人（英语译为佛兰德斯Flanders），因其大多居住于比利时北部的佛兰德地区而得名。佛拉芒族源主要由弗里斯、法兰克、撒克逊等古代日耳曼部落与凯尔特人结合而成。在罗马帝国时期，北方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被并称为蛮族，属于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其它方面姑且不论，在胡编乱造历史上几可媲美大陆垃圾古装戏的好莱坞大片《角斗士（Gladiator）》开场的那段惨烈大战，表现的就是在智慧君主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的统帅下，先进的罗马军团征讨落后的日尔曼游掠部族的场景。在与古罗马开始接触后的千百年间，日耳曼和凯尔特这两个民族或部落总称于大迁徙中，都经历了与欧洲其它族群的混血。所以时至近代，它们与其说是人种概念，莫如说是地域及社会文化概念。佛拉芒人以荷兰语（Nederlands）为母语，或者说荷兰语即佛拉芒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支，是一种介于德语和英语之间的语言。操荷兰语的人来到英语或德语国家，与人做基本交流没有很大问题，可谓一语多用。

告别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至少已有200年的尼德兰，贝先生从此在波恩安了家，娶妻玛丽娅•约塞法•波尔（Maria Josepha Poll, 1714-1775），生子约翰；约翰娶妻玛丽娅•玛格达勒娜，生子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小孙子和爷爷完全同名同姓，也就是今天驰名遐迩的贝多芬。因为祖母、母亲都算是正宗的日尔曼即德意志人，所以贝多芬身上有四分之一的佛拉芒血统。按照中国的“父系人种论”，父亲是哪里人儿子就是哪里人，那贝多芬就是佛拉芒人，或荷兰人。按照美国的“黑白人种论”，只要有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此人就算黑人，贝多芬还是佛拉芒人。上世纪纳粹德国时期，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日尔曼种族至上的希特勒当局对贝多芬产生了特殊兴趣，组织人马调查他的家谱，并作深入研究，结果尴尬而沮丧地发现他的德意志血统很不纯正。最后无奈又无耻地采取掩耳盗铃术，将贝多芬具有佛拉芒血统的相关史料证据一律不予采纳，全盘否认，生生将其树立为日尔曼的文化英雄，他的作品代表着“德意志的精华，雅利安人的伟力”。为20世纪的杀人魔王所利用，这自然是贝多芬的身后不幸。但希特勒的作法倒也不无可取之处：贝多芬自然是德意志的骄傲，但更是全人类的财富，至于他的血缘基因，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血缘意义不大，姓氏却有意思。贝多芬全名为“Ludwig van Beethoven”，这是一个佛拉芒语和德语的混合体。其中Ludwig（路德维希）为名，Beethoven（贝多芬）为姓，van（范）为姓氏前置词。佛拉芒与日尔曼渊源深厚，佛拉芒语（荷兰语）和德语关联密切，佛拉芒姓氏相比德语姓氏，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异性。它们的姓通常都取自家族居住地或职业，比如贝克（Bakker）为面包师，布尔（Boer）为农民，施密特（Schmidt）为铁匠，施耐德（Schneider）为裁缝，伯格（Berg）为小山，巴赫（Bach）为小溪，等等。贝多芬曾一语双关地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那么“Beethoven”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一个组合词，由“beet”和“hoven”两个独立的字构成。“beet”是“beetroot”的俗称，意为“甜菜”；而“hoven”为“hof”的复数形式，意为“园地”或“场院”。所以顾名思义，“Beethoven”的意思就是“甜菜园”。它揭示了贝多芬的祖先或是甜菜农，或是居住在某个出产甜菜的地方。有专家考证出16世纪时，在比利时的佛兰德斯或Luik省，还真有一个地方叫作“Bethove”或“Bethoven”，与“Beethoven”十分接近。不论此考证的真假，“Beethoven”实在是一个具有预示意义的好姓氏，贝多芬在音乐这块园地辛勤耕耘，最终培育出了高质多产的甜菜，让全人类的子孙后代受用不尽。

Ludwig（路德维希）是一个德国男性俗名，意为“有名的勇士”，叫的人很多，没什么故事。有故事的是中间这个一般全为小写字母，看似最不起眼的典型荷兰字“van”，汉语通常译为“范”或“凡”。“范”为介词（preposition），意思是“来自”或“的”，也即英文的“from”或“of”，前者的意味更强些。“范”字用于姓名中时，并非西式姓名常见的那位于名与姓之间，用以表达当事人某些特殊属性的所谓“中间名（middle name）”，而是一个前置词（prefix），乃姓氏的一个组成部分。“范+地名（或职业）”组成了整体姓氏。如此看来，“Van Beethoven”的意思就是“从甜菜园来的人”。这也是本音乐家的全姓，准确的汉语翻译应该为“范贝多芬”，而不是“贝多芬”。当然如今“贝多芬”三个字早已如雷贯耳深入人心，今人也只有将错就错了。好在“贝多芬”比“范贝多芬”叫起来要鲜明响亮得多。不清楚佛拉芒人是否都姓“范”，清楚的是荷兰人、比利时人姓中带“范”的成千上万，历史和现代名人就不少，如荷兰国父威廉姆奥兰治亲王（Willem van Oranje）、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凡高（Vincent van Gogh）、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足球明星范•巴斯滕（Marco van Basten）等。可以看到，汉语对这些人名的翻译很有些随心所欲，缺乏标准规范。

荷兰语“van”的德语同源词是“von”，汉语通常译为“冯”，同样为介词，同样意为“来自”，同样常用于姓氏。但当用于姓氏时，“冯”与“范”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荷兰语的“范”为平民大众通用，而德语的“冯”乃德意志贵族专用。古日尔曼人有名无姓，可想而知同名人众多，为减少张冠李戴现象，人们将“冯”字附于名后，再将出生地名附于“冯”后，形成“某地之某人”，以区别于其他同名之人。这是“冯”姓的一种来源。另种来源为中世纪时德意志的封邑制度：当时的皇亲国戚靠血缘出身，军政人士因文治武功，而被本国帝王册封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爵位，并获相应封赠土地作为私产。这些受封者出于自豪或炫耀心理，喜欢将自己的领地名置于“冯”后，意为“某地的主人某某”，以此作为自己的称号或名片，最后这名片逐渐成为了他们的家族姓氏。所以“冯”字后面的字词多为地名，“冯＋地名”就构成了贵族姓氏，贵族姓氏是贵族们的城堡或地产名称。大约时至15世纪，此种约定俗成的贵族命名法得到了封建王朝的官方认可，被写进了国家法律，从此平民百姓被剥夺了姓“冯”的权利 ─ 铁匠、木匠、鞋匠、渔夫、屠夫等字词随便你们姓，但是姓前不能带“冯”。草民姓前带“冯”违法，带“冯”或说姓“冯”是贵族们的专利。“冯”姓成为所有讲德语的封建王朝土地上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无独有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王公贵族们也有他们的专用姓 ─ “德（de）”，当然姓“德”不等于就有德），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为日尔曼族系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携手覆灭；享年650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享年500年的霍亨索伦王朝同年同月寿终正寝，魏玛共和国、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才彻底废除了这个不平等的贵族制度。

贝多芬21岁时移居帝国国都，自人口1万的波恩来到人口2、30万的维也纳，也算是半个乡下佬进城，一上来就直接突入上流社会，周围的男男女女大多姓“冯”，都自我感觉良好。开始时，傲慢的贵族们对这个相貌难称英俊，一口波恩土话的外地平民小子，骨子里少不了几分轻蔑，但他很快就给他们上了一堂人不可貌相的人生基础课，令其不得不为之折服 ─ 他们到底还是有教养、懂艺术的欧洲贵族。好在不论是赞美还是歧视，贝多芬都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大体而言平心而论，维也纳的贵族们待贝多芬不薄，与普通市民阶层相比，他们才是他真正的知音和不可或缺的赞助人。依靠着贵族们的理解和支持，贝多芬在维也纳头10年的创业之路走得虽然也艰辛，但并不十分曲折，甚至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稳步前进。物质生活有充分的保障，外界给他的精神压力也不大，他唯一可以抱怨的是自己那付生就悲惨的耳朵，上帝的这个玩笑开得实在是不能再残酷。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过去，贝多芬已是大师级别，成就斐然名声远播，令任何王公贵族都望尘莫及，但若说社会地位，却依然低于后者，原因简单而荒谬：他姓“范”而不姓“冯”，他是一个虽然被千万人热爱的音乐家，但不是令世人肃然起敬的贵族老爷少爷。

以上陈述应该大致符合事实，但并非无懈可击，不无疑点和争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油然而生：贝多芬在他的一生里，特别是在维也纳前十几年的创业阶段，他是否曾经因为自己低微的出身和平民身份，而遭到了贵族们的歧视与排斥？这个问题起源于一出黑色幽默：不知道打何年何月开始，不清楚始作俑者姓甚名谁，贝多芬开始姓“冯”了，基于公众的一个低级错误：维也纳人误以为贝多芬从他父系带来的这个“van”字，意义等同于德意志的“von”字：你看两个字发音差不多，字面上“van”就比“von”多了微不足道的那么一小撇，它俩的意思一定相同。所以贝先生虽然姓“范”，其实就是姓“冯”。既然是姓“冯”，自然出身于贵族之家无疑。维也纳知道“范”字的人不多，为方便起见，干脆改成“冯”吧。就这样，贝多芬公开姓了“冯”，音乐会海报上大书着他的名号：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今天看来这像是一个笑话：几乎半个欧洲的人都知道这个“范”乃是一个通俗的荷兰姓氏用字，尤其于佛拉芒人当中通行。它和使用者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却是和贵族血统毫不沾边。但它当时确确实实发生在了贝多芬的身上。原因估计是那年代的信息传播有欠通畅，外加维也纳人很有些天下老大心理，帝国首都的子民嘛，对于其它国家的民情比较漫不经心，就像今天的美国佬。于是闹出了这个笑话。

大多数人不懂，少数人半信半疑，只有一个人最清楚事实真相，那就是当事人自己。那么贝多芬本人对于这个公众误解，反应和态度是怎样的呢？居然又和对待“假父王”事件一样，甚至更进一步：他既不去主动澄清事实，也不是听之任之保持暧昧，而是顺水推舟乐观其成，从此就以贵族子弟自居了。是虚荣的假冒，恶作剧式的玩笑，还是善意的谎言，抑或恶意的欺骗，贝多芬这个“伪贵族”事件，成了后世贝多芬学者研讨的一个有趣话题。

十二、

按照著名贝多芬研究学者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说法，贝多芬“假贵族”身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维也纳艺术生涯的起点，也就是他初来乍到音乐之都的1792年。果真如此则非同小可，因为随后这个“骗局（deception）”或是被人精心维护着，或是为人随意漠视着，竟持续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直至1818年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穿帮。此时的贝多芬已步入他创作与人生的晚期。这意味着22岁的贝多芬来到维也纳后，从一个无名之辈发展到一代宗师，期间始终头顶着一顶贵族冠冕，身披一袭贵族音乐家的衣钵。

始作俑者何人？按常理推论，初到维也纳的贝多芬毫无名气，不大可能有狂热粉丝像后来编造“伪父王”故事那样为他炮制个“假贵族”身份。那么这个“骗局”的制造者，贝多芬自己就难逃嫌疑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华德斯坦为前往维也纳留学的贝多芬写给老朋友李希诺斯基的推荐信，其中是否有意无意地改动或模糊了贝多芬的姓氏，而人为制造了一种被推荐人乃贵族出身的假象。当然这只是试图为乐圣开脱的一种猜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概因那封推荐信只存在于传说，而无人亲眼见过。酷爱音乐的李希诺斯基好象对文字比较淡漠，没有保留书信的习惯，他和贝多芬密切交往十几年，竟没有一封贝多芬信件保存下来。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直接证据缺失，旁证倒是有一个：贝多芬离去波恩的前一年，在一次上流社会的化妆舞会上，贵族乐队演奏了作曲玩家华德斯坦伯爵的一首芭蕾舞曲。乐曲为典型的宫廷音乐，虽然也有若干亮点，但总体质量比较一般。即使一般，亦非出自冠名人华德斯坦之手。原作者是谁？无外华德斯坦的小兄弟贝多芬，曲名《骑士芭蕾, WoO 1》，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舞曲作品之一。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那年月作曲家与其恩主或顾客常玩的互动游戏，既不违反版权法，也不涉及道德层面。此类交易最著名者要数莫扎特的临终故事：一个装扮诡异、行踪神秘的不速之客深夜来访，向当时正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的大作曲家求购安魂曲一部。安魂曲，又作安魂弥撒、追思曲、慰灵曲，是一种特定体裁的合唱套曲，专用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悼亡弥撒仪式，通俗说就是悼歌组曲。这个神秘的陌生访客是谁？不是影片《阿玛迪斯》里的萨列里（老熟人戴个面具，夫妻俩就都不认识了，骗小孩呐），而是乐曲实际求购者的一个全权代理人。这位代理人具体姓甚名谁至今仍未有定论，但那个幕后委托人早已浮出水面。此君为当时居于外省的一位富有伯爵，名叫瓦尔泽格（Franz von Walsegg）。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兼业余作曲家，瓦尔泽格不惜代价向莫扎特订购安魂曲，倒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哀悼纪念自己20岁的亡妻安娜（Anna），因为他发誓要整出 ─ 自己没能力写就向名家购买 ─ 一部最高质量的安魂曲，每年在爱妻的忌日上演。着实精神可嘉。时年28岁的瓦尔泽格伯爵是一个真正的情圣，对早逝的妻子一往情深好似天鹅，伤心欲绝的他就此终身没有再娶。所以这本来是一个比爱情小说更凄婉动人的故事，但后来传说莫扎特被那神秘兮兮的黑衣访客惊吓得有几分神经错乱，以为这是来自地狱的勾魂使者。这笔看似两全其美的交易不幸成了他的催命符，未完成的《安魂曲, K.626》竟成了他的天鹅之歌。神秘访客传说源自莫扎特遗孀康丝坦兹（Constanze, 1762-1842），真伪至今难辨，概因康丝坦兹的个人信誉并非完美无缺。莫扎特去世后，她将《安魂曲》委托他人 ─ 主要为莫扎特的学生兼助手，她自己的情人苏斯迈尔（Sussmayr, 1766-1803）─ 续完，然后伪造了莫扎特的签名，将作品送交瓦尔泽格，换回余下的另一半酬金 ─ 30达克特金币，最终完成了这笔交易。所以《安魂曲》的总价格为60达克特，这是当时的市场最高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9千美元。巧合的是莫扎特的大作《安魂曲》与贝多芬的小曲《骑士芭蕾》创作于同年（1791），一个是悲剧一个是喜剧，最终它们又都各自回归到了原作者名下。事实上莫扎特的终点正好也就是贝多芬的起点。不论怎样，这个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旁证，至少证明了铁哥们华德斯坦、贝多芬二人，确曾有过合作弄虚作假、愚弄公众的前科。华德斯坦为此曲付给了贝多芬几个金币不清楚。其实这桩买卖更像是慷慨大度又体贴入微的华德斯坦，既想赞助贝多芬但又要照顾到他的自尊心，使其免于无功收禄的屈辱感，而特意设计的一个“互惠交易”，实乃一段佳话。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贝多芬这假冒的贵族头衔，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具体好处，让他取得了哪些实际利益呢？唯一可以想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得到了若干与音乐无关，原本无法获得的世俗的尊敬和捧场，这让年轻的他虚荣心得到了某种满足，混迹于上流社会，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和贵族们平起平坐的感觉。“欺骗”能够换来地位或人格平等，这有点让人为他悲哀，贝多芬自己也理应感到不安。这里我们或许应该换一种说法，贵族身份实质上是贝多芬的一块挡箭牌，一道自我防卫机制，使他免于被傲慢的贵族们歧视乃至排斥。贝多芬的自尊心极强，自小就胸怀大志，只身来到人文汇粹的维也纳，一心要做一番宏伟事业。世俗的尊敬无疑有助于增强他的自信，自信心进一步激发他的学习和创作能量，最终使他的艺术受益。这无疑是一个良性循环，自有它的积极作用，虽然获取此种待遇和收获的手法并非全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所谓的良性循环即使存在过，它对当事人的促进提携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无法也无须回答的历史问题。无论如何，贝多芬的最后成材是其先天秉赋加后天努力的结果。至于这个“贵族出身”，不过是一针效用有限且无伤大雅的“兴奋剂”。后人对此自然是理解远多于苛求。

维也纳的王公贵族们又是怎样看待作为贵族的贝多芬呢？根据所罗门的揣测，前者很容易就可以从后者那并不“高人一等”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此君不似足金贵胄，很可能非我族类，是一个冒牌货，比如哪有贵族子弟20多岁了居然还不会骑马、跳舞，现在才花钱找人教的。但是出于对音乐天才的欣赏和爱护，他们既没有去追究年轻钢琴家的家族出身，更没有去戳穿这并无恶意的骗局，而是不以为意淡然处之。此推理分析兼俱合理与不合理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不合理点：贝多芬在维也纳几十年，从来不乏竞争对手和敌视者。他自己一门心思于事业，少有心思精力去主动树敌，但以他愤世嫉俗敏感暴烈的性情，不免容易得罪人。小人长戚戚，哪里都一样。贝多芬29岁那年（1800）写信给魏格勒说：“我的耳朵日夜嗡嗡作响，我能说的，我过的是糟糕的生活。两年来我躲避社交，因为我不能跟别人说，我的耳朵聋了。如果我从事的是另外一种职业，那或许还可以凑合，但对于我眼下投身的事业，发生这种情况是相当可怕的。我的敌人数目不小。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会说些什么？（"but my ears are buzzing and ringing perpetually, day and night. I can with truth say that my life is very wretched; for nearly two years past I have avoided all society, because I find it impossle to say to people, I am deaf! In any other profession this might be more tolerable, but in mine such a condition is truly frightful. Besides, what would my enemies say to this？─ and they are not few in number." ─ To Wegeler, 1800.6.29）”难以想象这“数目不小”的敌人在得悉他的贵族头衔原来是一张牛皮后，会十分君子风度地不善加利用。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公开拿贝多芬的贵族称号作文章。不说公共媒体，就是奥地利帝国的“高等”法院，都以贵族待遇来处理他的民事诉讼案。如此看来，真相似乎确实无人知晓，秘密被近乎完美地保守了四分之一世纪。

所氏推理合乎逻辑方面：贝多芬在波恩的亲朋故友来维也纳访问、定居的不少，如魏格勒、布鲁宁（Stephan von Breuning, 1774-1827）、里斯等。他们自然都了解他的底细。即使众人一致同意帮他造假（可能性不大），也难免会无意间走漏风声。他的两个弟弟追随他来到维也纳后，二弟卡尔起先教音乐，后转行作财政部低职公务员；三弟约翰则在药店作学徒。一看就都是平民子弟。二弟三弟是平民，他们的大哥路德维希显而易见也不是什么贵族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哥仨乃是破落贵族子弟。事实真相还是不明朗。兄弟之外是女人，贝多芬并不被人待见为贵族的另一重要证据，是他的恋爱与婚姻。

十三、

贝多芬一生未婚，一生未订婚，但恋爱史丰富多彩广为人知，对手几乎清一色为贵族美少女，仅芳名伴随着他被载入音乐史册的就不下两位数，除了贝多芬研究学者没人能记得清。魏格勒说：“贝多芬从未脱离于爱情之外。”里斯说：“他经常陷入爱情之中，但仅能保持很短的时间。”他们的证词作为第一手资料虽然不可不信，但也不能盲目认可。这里有一个事实为大多数贝多芬学者和音乐爱好者所忽视，那就是在人生的黄金恋爱季节，即青春期到30岁这十几年间，却是贝多芬的爱情饥荒期。确切点说，在30岁之前，贝多芬似乎从未真正谈过恋爱，从未享受过两情相悦销魂蚀骨的幸福与甜蜜。这自然不是一件令人为他庆幸的事情。以贝多芬情感之丰富，欲望之强烈，他不可能没有去爱，事实上从小到大，他几乎无时不刻在爱，从来不缺乏爱，而且他对女人也不乏吸引力，不缺乏“被爱”。他缺乏的是深挚、持久的“互爱”。

波恩青少年时期，初恋甜心是他的学生，贵族小姐艾丽奥娜‧布鲁宁（Eleonore von Breuning, 1771-1841），小名劳欣（Lorchen）。他于她家教授钢琴多年，深受她母亲，教养不凡、人品高贵的海伦妮‧布鲁宁夫人（Helene von Breuning, 1750-1838）的关怀及教诲。仅比贝多芬小几个月的劳欣对家庭教师的热情不无回馈，送他去维也纳留学后以自己编织的兔毛背心相赠，没多久又给他寄去了一条手工围巾，一片少女情怀尽在不言之中。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贝多芬回赠给心上人的礼物自然又是作品。但这对有情人的缘分最远也就到此为止了，从他们的通信中尊重有余而热烈不足的遣词造句可以看出，二人其实从未携手步入花好月圆的境界。性格不合只是初恋失败的原因之一，贝多芬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与他性格相投到能够冲破一切世俗阻碍而永久结合的异性伴侣。地位差异也不是主要问题，劳欣后来嫁给了贝多芬的好朋友、平民医生魏格勒，由此可见布鲁宁母女的豁达开明，当年贝多芬正是通过魏格勒结识了布鲁宁一家。劳欣出嫁时已年逾30，在那个时代属于严重晚婚。为什么把自己耽搁成了贵族剩女，整整10年来她是否一直在痴心等待着少年老师的归来，除了她本人外已经没人能够知晓。帝国的首都花花世界，人走茶凉司空见惯，贝多芬身边从来不乏女人环绕，并且都是些高质量女人，他不大可能只钟情于一个，更何况这个还远在千里之外。22岁离开波恩后直至辞世，贝多芬再也没有和他的绿蒂重逢。临终前两年在一封魏格勒给他的信中，劳欣附加了一两句话，表达了期望老师兼老友回故乡看看的心愿。贝多芬接到这信息后未置可否，自然也没有回去。故乡说到底是他的一个伤心地。另外初恋情侣暮年后是否应该重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利弊相间难以辨清。

但初恋终究是刻骨铭心，值得怀疑的说法是贝多芬将劳欣给他的信件和袖珍画像保存终身，但不清楚那背心和围巾的最后归宿。在歌剧《费德里奥》里，他以音乐语言精心塑造一个集美丽、智慧、勇气和德行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她的名字叫莉奥诺拉（Leonora），字形发音与艾丽奥娜（Eleonore）十分接近。贝多芬题赠给劳欣几部早期作品：《根据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若要跳舞〉主题而作的12段变奏曲, WoO 40》、《G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回旋曲, WoO 41》和《C大调简易钢琴奏鸣曲（片段）, WoO 51》。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G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回旋曲》，海顿、莫扎特式的古典风格，优美典雅不输前辈；与作者其它作品相比，则可媲美《致爱丽丝》，虽然大师自己对这两首小品都不以为意。

自1792年底来到维也纳，直至1801年底向友人透露他有了“一个爱我并且我也爱她的迷人姑娘”，整整9年之久，青春与荷尔蒙蓬勃燃烧的季节，贝多芬的罗曼史即使不是一片荒芜，也是青黄不接连年歉收，连那种若有实无的布鲁宁式的恋情都没有，有的只是零零碎碎，来去如风的单相思，姓名可考，勉强可以拿来充数的对象只有两人：

玛格达蕾娜‧薇尔曼（Magdalena Willmann, 1771-1801）：女高音歌唱家，贝多芬的同乡。两人在波恩时就相识且熟悉，好像还作过短期的邻居。1794-1795年期间于维也纳重逢，交往时间并不长，却产生出了一个波及甚广的传说：届时24岁左右的贝多芬向才貌双全且小有名气的薇尔曼小姐求婚，但被无情拒绝，理由是求婚人“丑且半疯”。故事听上去像是有几分鼻眼，却是一个无法考证的二手孤证。它出自19世纪贝多芬权威传记作家，美国人塞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 1817-1897）的名著《贝多芬的生涯（The Life of Ludwig van Beethoven）》。塞耶于1860年左右采访了薇尔曼的一个侄女，后者向他讲述了这则逸闻。这位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侄女是听薇尔曼的哥哥（或弟弟），也就是自己的父亲说的。薇尔曼在“拒婚”数年后嫁人，年届30即早早过世，也算是美人薄命。贝多芬对于她的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这则求婚轶事为许多或迷信权威，或人云亦云的专家学者所津津乐道、频频引用，包括20世纪贝多芬学名家所罗门、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等，却几乎没人注意到它的可信度其实很低：一是人证不足：虽然不能算是道听途说，但口口相传单线发展，薇尔曼告诉她哥哥，她哥哥再转告给自己的女儿，从事件发生到被披露于世，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三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有品行或记忆问题（塞耶的诚信自不必怀疑），此传闻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1860年代贝多芬已经是全球闻名，自然谁都想和他的大名沾边套近乎。二是物证缺失：夸口说一个名人爱你不难，只是空口无凭。薇尔曼从未自贝多芬那里得到过任何信件及作品题赠。这完全不是贝多芬的风格，有哪一个为贝多芬所钟情，甚至仅仅是抱有好感的女人没有得到过他的作品呢。根据不完整资料统计，先后得到过贝多芬题赠作品的女人有33名，其中多人获得不止一部作品。在这份长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群芳谱里，怎么单单就缺少了作曲家30岁之前唯一的求婚对象呢。有人揣测创作于1791-1792年间的咏叹调《初恋, WoO 92》是为薇尔曼所写，因为她是当时波恩的第一女高音，但猜测被证实之前还只是猜测，“求婚”物证仍然是付诸阙如。三是史料匮乏：玛格达蕾娜‧薇尔曼这个名字，不仅在贝多芬信息丰富的书信、日记、谈话本中遍寻不着，就是在魏格勒、里斯、车尔尼、申德勒、格哈德·布鲁宁（Gerhard von Breuning, 1813-1892）等人的贝多芬回忆录中也完全不见踪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魏格勒：1794至1796年他正好也生活在维也纳，与贝多芬往来密切。如果求婚确曾发生过，对于知心朋友个人生活中的如此大事，魏不大可能没听说过，听说过则不可能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以此看来，女当事人侄女60多年后的叙述，就此成了一个彻底的孤证。四是内容不实：早期的贝多芬还是很注意个人仪表的，绝非不修边幅，连劳欣送他的手工背心都嫌过时了而不好意思穿出去，放在衣柜里作为收藏。据贝多芬的忘年交，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的回忆：“他在穿着打扮上是用心的，甚至是讲究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变得不注意外表，不注意到了肮脏的地步。”车尔尼的说法不约而同：“在年轻的时候（直到1810年左右），他的穿着还是比较讲究的，他对人的态度也比较殷勤，后来随着耳聋的程度愈来愈严重，人也就愈来愈不修边幅了。”那时他对自己天才艺术家的狂傲性情也有意识地予以节制。不说那一手让人不爱也难的钢琴绝技，贝多芬的文学素养及文笔在音乐家里也是无出其右，给他的内秀锦上添花。人靠衣装马靠鞍，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都让他在女人那里不无魔力。有另外一则轶事为证：在一个维也纳上流沙龙的聚会上，一位头一回看到贝多芬的贵妇人悄声对同伴说：“他生有一副贵人相呀！（"What a noble brow he has!"）”当时耳朵还很灵光的被称赞人听到了，马上回头接口道：“那么，请致敬吧！（"Well, then -- salute it!"）”一边说着，一边向那妇人一鞠躬。综上所述，所谓“薇尔曼求婚”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传说。

芭芭拉‧凯格勒维克斯（Barbara von Keglevics, 1780-1813）：女伯爵，贝多芬的学生。该女容貌平平，但颇有音乐天资，是贝多芬最为优秀的钢琴女学员。两人的关系由出版于1797年，题赠给芭芭拉的《第4钢琴奏鸣曲〈大奏鸣曲〉, Op.7》引发开来，概因这部阳春白雪的作品，却有着一个下里巴人的别名 ─ “恋爱中的少女”（The Maiden in Love），据说这曲名还是作者亲自附加的。是16岁的学生爱上了26岁的老师 ─ 看曲名好像是这么回事，还是26岁的老师爱上了16岁的学生 ─ “在一种热情充沛的心境下创作了此曲”（车尔尼语）的是老师，两种说法至今并存，都有一定依据，当然也有可能是男有情女有意，并非某个可怜人的单相思。总之几乎可以肯定，师生之间发生了或初浅或深厚、或片面或全面的某种化学反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化学反应没能完成物质转化，最后无疾而终。比较成功的是隐私保护工作，除去蛛丝马迹，没有留下明显线索，留给后人众口纷纭去猜测。其实这段罗曼史如果真的存在过，以悲剧收场是当时唯一可能的结局，因为女方家族显赫，两位当事人的社会等级悬殊。在这件事情上，贝多芬的假贵族头衔没能帮上他什么忙。几年后芭芭拉嫁给了一个叫作奥迪斯卡契（Odescalchi）的意大利王子，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奥迪斯卡契公主。可怜钢琴公主最后也是30出头即病殁，才女竟也薄命。凯格勒维克斯家族的豪华宅邸（Keglevich Palace）座落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德语Pressburg，中文译为普莱斯堡），至今保存完整。前面提到1796年贝多芬唯一巡演时曾到过普莱斯堡，他在这里逗留了9天，于凯格勒维克斯府第举办了一次音乐学术活动。

除了《第4钢琴奏鸣曲》，贝多芬还题献给芭芭拉另外几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对她的情意或友情：《第1钢琴协奏曲, Op.15》、《F大调主题变奏曲, Op.34》和《萨列里二重唱主题变奏曲, WoO 73》。其中《第1钢琴协奏曲》（实际上的第2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30岁之前屈指可数的重量级作品之一，清新明亮悦耳动听，1798年于布拉格首演时由贝多芬本人亲自弹奏。作品在芭芭拉出嫁一个月后被题赠予她 ─ 作为结婚礼物？抑或是告别信物？

1800年初至1810年初，不长不短约10年，是贝多芬创作生涯的全盛期，人称“英雄时代”，这期间贝多芬以其一己之力，书写下了世界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灿烂辉煌的一页。如果说前10年贝多芬在爱情园地几乎颗粒无收，主要原因是他以事业为重，集全力于专业领域发展开拓，而没有将过多心思用于儿女情长，那么在接下来这杰作迭出的黄金10年，艺术创作与谈情说爱两不误，竟然也是他爱情的全面开花季节。只可惜只开花不结果，几次三番或认真或随意的尝试，最后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他最终还是没能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终生伴侣。说梦寐以求其实是夸大其词，有了“音乐”这个命中注定的终身爱侣，爱情与婚姻绝非他情感航船的终极港湾。随着年龄渐长、意志的增强和使命感的深化，贝多芬自己对此愈来愈有了明确且充分的认知。10年间可以称得上是贝多芬的恋人、情人的女人加起来或许要达到两位数，若干属于旁观者捕风捉影或当事人逢场作戏，其中史料记载相对较多，爱情面向婚姻的严肃罗曼史大约发生了3次左右：

朱丽叶‧圭恰尔蒂（Julie [Giulietta] Guicciardi, 1782-1856），女伯爵，贝多芬的学生。朱丽叶应该算是最有名的“贝多芬女人”，因为她异常荣幸地得到了那流传千古的《月光奏鸣曲》。她也就是贝多芬在1801年底向魏德勒透露的那个“爱我并且我也爱她的迷人姑娘”。二人的爱情剧上演于1801至1802年间，最长不过一年半时间。很难想象这是31岁的多情种子生平头一回被女人爱，但却是他首次明确宣布自己“被爱”了，并为此欢欣鼓舞：“我眼下的生活可以说好了许多，因为近来我又开始与人交往了。你难以想象过去两年来我过着多么沉寂、悲惨的生活。我受损的听力像个幽灵般四处追随着我，它驱使我逃离人群，如同一个厌世者，可我本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个改变是由一位迷人的女孩带来的，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后的今天，我又享受到一些幸福的片刻，并且第一次感觉到，婚姻有可能给我带来快乐。（"I am now leading a somewhat more agreeable life, as of late I have been associating more with other people. You could scarcely believe what a sad and dreary life mine has been for the last two years; my defective hearing everywhere pursuing me like a spectre, making me fly from every one, and appear a misanthrope; and yet no one is in reality less so! This change has been wrought by a lovely fascinating girl, who loves me and whom I love. I have once more had some blissful moments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I ever felt that marriage could make me happy." ─ To Wegeler, 1801.11.16）”那时他耳病已经开始恶化，并伴有其它健康问题，身心都处于相对低潮。为空旷冷寂的高原送来一阵温暖和煦的春风，朱小姐实在是功不可没，为此得到《月光奏鸣曲》当之无愧。可谓成也朱丽叶。

就像贝多芬的全部，任何爱情故事一样，“朱丽叶之恋”虽然著名，但第一手资料却并不丰富，如没有一封贝多芬写给朱丽叶的信件存留于世 ─ 给她母亲的倒是被发现了一封，比较权威的记述来自塞耶的贝多芬传记。一个重要问题：贝多芬是否曾向朱丽叶求婚，一众学者专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所罗门说没这回事情，而塞耶等则持相反意见，说虽然缺少直接证据，但推测他一定是求了，并且得到了恋人的积极反馈，甚至更进一步，还赢得了女方母亲的首肯，几乎就是一只脚已经迈进婚姻的殿堂了，但却晴空起霹雳，遭到了女方父亲的阻击，以求婚人“没有地位、财富，或永久的事业”为由，无情棒打鸳鸯。可叹贝多芬的朱丽叶不是莎士比亚的朱丽叶 ─ 当然天命在我的贝多芬更不是罗米欧，父命不可违，她很快就顺水推舟见异思迁了，1803年嫁给了一个贵族音乐家并移居意大利。她倒是真喜欢音乐，到底还是找了个音乐家，虽然属于二三流；她也真喜欢金钱地位，所以终究没能跳出贵族圈，与自己心仪的平民天才终成眷属。可谓败也朱丽叶。

可咱贝多芬不也是堂堂一贵族吗？怎么一到了谈婚论嫁的重大场合，这个头衔总不起作用呢？原因似乎不难推测：贝多芬的“贵族”身份并不广为人知，即使知道了也不被重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无庄园田产，二无高级职位，这样的破落贵族和平民百姓也差不多，在上流社会的婚姻市场上不属于抢手货。

这次失恋对贝多芬的打击巨大，除了失去心上人的强烈痛苦，应该还有等级歧视带来的深重屈辱感。1802年10月6日他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依此合理推论，他与朱丽叶的恋情最晚应该结束于此前不久，当然很有可能更早，如1802年冬春时节。遗书中透露的悲苦哀痛主要来自健康问题，具体说就是那极有可能将要断送他视为生命的音乐事业的耳疾，而对男女之情只字未提，轻描淡写也无。后人很难判断此次失恋对随之而来的遗书的促成作用有多大。有可能影响因素甚大，但受害人出于自尊，在遗书中加以掩饰。也有可能的是影响确实较轻，热恋时虽然情绪高昂，但并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他自己本来都对结果不报什么希望，在上面提及的那封信中，对此已有预见：“婚姻有可能给我带来快乐，但不幸的是她不属于我的阶层，所以我现在肯定是无法结婚。人生在世的首要事情：我当自强不息！（"......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I ever felt that marriage could make me happy. Unluckily, she is not in my rank of life, and indeed at this moment I can marry no one; I must first bestir myself actively in the world."）”注意：与波恩老朋友对话，贝多芬在这里没有以贵族自居。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失恋，也就不会有遗书。许多文献说“朱丽叶之恋”持续到了1803也即女方结婚那年，从1802年成文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边热恋一边写遗书，于情于理都不通。一年前恋爱中的他对人生满怀信心：“不！我不能忍受，我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绝不能让它将我压碎。哦，生命是这样地辉煌，我要能有一千次生命该多好！（"No! that I could not endure; I will boldly meet my fate, never shall it succeed in crushing me. Oh! it is so glorious to live one's life a thousand times over!" ─ To Wegeler, 1801.11.16）”直到20多年后的1823年，贝多芬在一次和申德勒的笔谈中，依然表达了对这段失恋的切腹之痛，这对于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用法文写道：“她爱我比爱她的丈夫更深，但是他却比我更是她的爱人。（ "She loved me much more than she ever did her husband. However, he was her lover more than I was."）”贝多芬将朱丽叶的袖珍肖像画小心珍藏着，几十次搬家都没有遗失，直至生命告终。

“朱丽叶之恋”由《月光奏鸣曲》而闻名后世，《月光奏鸣曲》却并非由“朱丽叶之恋”而起源产生，她原本不是为朱而作，并不带任何针对性的爱情元素，也没有“月光”这个后人追加的浪漫标题，曲名本是不含任何情感色彩的《升C小调奏鸣曲》。朱丽叶甚至不是作者计划中的受益人。当时贝多芬已将新作《G大调回旋曲, Op.51-No.2》献给了她，可没过多久不知何故，又将题献收回了去，而转赠给李希诺斯基的妹妹女伯爵亨丽埃特（Henriette von Lichnowsky）。最后作为补偿，才于1802年某时将《升C小调奏鸣曲》题给了朱丽叶，而此时的她或许已是昔日恋人。不论怎样，朱小姐鸿运齐天，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就此于音乐史上留下美名。

特蕾莎·玛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 1792-1851）：1810年，39岁的贝多芬爱上了他18岁的钢琴女学生玛尔法蒂，这段爱情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可能只有冬春两季总共四五个月。他的感情短期内升温得很快，先是委托一个朋友为他购买领内饰巾和高级布料，请维也纳的一流裁缝裁制衬衫和外衣，管另一个朋友借镜子因为自己的碎了，郑重其事地准备求婚。接着给远在老家波恩的魏德勒写信，请求他将自己的受洗证尽快寄来。这就是在准备结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男方满腔热情，是不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呢，不很像，一个巴掌拍不响，想必女方对他的示爱也有某种积极的反馈，这给了他趁热打铁加速进行的勇气。

玛尔法蒂平民出身，或许是贝多芬一生中爱上的唯一非贵族女性。贵族小姐高攀不上，追求同阶级姐妹应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吧，以他当代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最伟大音乐家的地位身份。不然，还是没戏。玛尔法蒂小姐非贵却富，父亲为当地巨贾，叔叔约翰·玛尔法蒂为名医，也是贝多芬的家庭医生。他们竟一致看不上大作曲家，认为他爱上了他们家小姐是异想天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看看约翰说的话有多难听：“他是一个脑袋十足不正常的人 ——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伟大的天才还配不上你平凡的侄女，这个医生的脑袋才有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这番言论话糙理不糙，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几分道理。不正常的脑袋不一定是天才，但天才的脑袋一定不正常，正常那是凡夫俗子。

这段恋情的结局是求婚被拒，还是求婚根本就没进行，两种说法都有，详情已不可考，总之非此即彼。男方大女方21岁，这种差龄在当时并不罕见。几年后玛尔法蒂嫁给了一个和贝多芬同龄的匈牙利贵族，可见年龄不是问题，不是贵族才是大问题。好在我们的作曲家这次没有伤心太久，两年后另一桩震撼人心的恋爱在等着他去进行。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玛尔法蒂于1851年去世，10多年后首位贝多芬传记作家诺尔（Ludwig Nohl, 1831-1885）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上面带有贝多芬签名的乐谱手稿，名为《A小调巴加泰勒（Bagatelle in A minor, WoO 59）》。“巴加泰勒”的意思是小曲、小玩意儿。这首小曲就是日后家喻户晓大名鼎鼎，名气几乎不在贝五、贝九之下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Fur Elise）》。有人说《致爱丽丝》是贝多芬送给玛尔法蒂的订情信物，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贝多芬以前题赠作品予他人，都是在出版时注明是献给谁的，从来没有像这样将手稿都送给了对方，而自己竟然连底稿都没留，也没有想到要出版，所以这首日后驰名遐迩的小曲，竟没有一个正式的作品号（Opus）。作品写于1810年春，除去两位当事人，无人知道她的存在。被赠者玛尔法蒂当年或被迫或自愿，拒绝了老师的求爱，而对于这件珍贵礼品，既没公开也没丢弃，不清楚内心究竟是个什么态度，直到40年后她撒手人寰。诺尔使这首小金曲重见天日，功莫大焉，但在1867年出版时却阴差阳错，将曲名《致特蕾莎（Fur Therese）》误写成了《致爱丽丝（Fur Elise）》。小“爱丽丝”将错就错，就此开始了她不胫而走风靡全球的旅程。这时距贝多芬离世已经整整40年过去。大师当初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牛刀小试的东东，百年后居然随处可闻耳熟能详，成了古典音乐中的流行音乐。令人惋惜的是，来之不易的《致爱丽丝》手稿后来还是丢失了。不过丢了也好，缺少了第一手证据，留给后世贝多芬学者们一个永远的研究课题：“爱丽丝”真的是“特蕾莎”之笔误吗？如果不是，那么“爱丽丝”其人究竟又是谁？有关此曲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传说：贝多芬原来是留有底稿的，他并且于十几年后的1822年，重新对原稿进行了若干修改，不过没有最后完成。此说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后世有关贝多芬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最能集中反映贝多芬的平庸出身给他与贵族女性恋爱后制造的矛盾和冲突，莫过于由他那著名的“永生的恋人”书信揭示的情爱事件。这是一个相对复杂、庞大的课题。为了不致离题太远，我将另文撰述之。

（完）


后记：本文并未彻底完成。本主题是一个大工程，眼下时间兴致都有不济，重新启动并最后完工，只有寄希望于异日了。

参考资料：
─ Beethoven, Maynard Solomon, 1977
─ The Life of Beethoven（Musical Lives）, David Wyn Jones, 1998
─ Beethoven Life & Times Series, Martin Geck, 2005
─ Beethoven and His Women, Dick Strawser
─ 贝多芬传（Beethoven），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著，田園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贝多芬画传（The Life of Beethoven），大卫.温.琼斯（David wyn Jones）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贝多芬传记（Beethoven Life & Times Series），马丁.格克（Martin Geck）著，严宝瑜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 贝多芬：音乐与人生（Beethoven: The Music and the Life），刘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著，刘小龙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 贝多芬书简，杨孝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歌者贝多芬 --- 贝多芬的艺术歌曲，立彬，爱乐杂志2012年第6期
─ Wikipedia

（201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