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某地发现自己的一篇悼念文章与余杰的文章放在一起缅怀我们曾经共同尊敬的一个文学前辈，于是不禁把余杰前几年赠送的著作重新拿出来翻读，感慨良多。
不管如何的不喜欢余杰，都不可否认，在他之后，北大新生代中尚无出其右者，我不知道这是否算得北大的悲哀之一，至少在我心里一直这么认为着。
也或许我也正陷入一个怪论之中，从前在读书时，总是听见学哥学姐们摇头叹息：一代不如一代。总是不忿于他们的叹息，却在日子的流逝里，也感叹重复出前辈们的话来。当然，我是没有资格去批评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的，我只是一个闭着眼睛睡觉的人。
也许正如钱理群先生在给余杰的书《火与冰》作序时说的：这历史的循环是耐人寻味的。
当然，在我第一次看见他文字的时候，足以用震撼来形容，两天里手不释卷，晚上不睡觉打着手电读完了他的手稿。我现在也不能否认自己当时的感觉，一种完全被激发在狂热之中的兴奋。
他的文字是粗糙的，这对于一个在北大中文系呆了７年的毕业学生来说该算是硬伤了。他不讲究语法，甚至根本就不在意用词的准确，更不会纠缠于文章的构架，整体的布局。但是，这些恰恰就是我喜欢的原因，所有的文字仿佛都是信手拈来，却又都直刺人心。对于他的观点，我赞同者不多，但是不妨碍我的喜爱，甚至是一种近乎痴迷，痴迷于一种声音的表达，而这样的表达在今时今日之中国，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如果读一种文字，能让你无论赞同不赞同其观点，都能进入一种亢奋状态，那么你无疑是一个幸福的读者，作者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作者。而我是这样的读者，余杰是这样的作者。
余杰说：“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没有对与错，有的就是对于自己所感知的一切的真诚表达，把内心的话，象孩子一样百无忌惮地说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从来就不把余杰看作一个思想家，他只是比孩子多了一份思考，一个思考中的孩子。
激扬文字，或许是所有读他文章的人共同的感觉，尽管你可以不喜欢，甚至厌恶，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他有热血，一个在澎湃着的热血青年，他或许不够沉静，或许不够老辣，但是他不甘于苟同，他敢于向所有人开战，包括他尊敬的，也包括他不尊敬的，赞同的，或者不赞同的，只要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战斗的缺口，就绝对不会放手。所以，他没有老于世故的做作，没有思前想后的顾虑，他一路披荆斩棘，在口水与鲜花中一往无前。
我无意评说他文章的优劣，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经受不住推敲的，余杰如此，鲁迅亦如此。只在于你是否喜欢，是否接受，是否是时代需要的声音，是否是时代缺乏的声音。
余杰之所以能从一个毫无背景，甚至根本就在人际交往技巧上一塌糊涂的青年学子脱颖而出，是具备了他必定不同于一般人的基质的。他勤奋好学，这不是因为他能从从成都这个高考重灾区进入北大而得出的，进入北大尽管不代表就是优秀，但是至少表明了某种程度上的优秀。只要略微读过他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他的博览群书，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没有限制，所以他写文章，就能随手取材，就能信手道来，这是他的优点，却也恰恰是他行文思考时候的一个避之不去的弊病。太注重引经据典，难免就会进入误区，而缺乏自己独特的见解，尽管他以自己独立思考来弥补其缺陷，却还是不免在文章中流于偏激，流于泛泛，并时常有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现象，这是他的遗憾，遗憾于他未能从一个尖锐的批判者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作家，从一个怀疑者成为一个引导者。这些都导致了他的后续乏力，外强中干，在激越中的空洞，在辛辣中的缺水，批判的力度大大削弱，有时候成为被人攻击的软肋。
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我对于他的推崇和欣赏，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理论的大师，不是思想的巨人，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无所畏惧的人，直面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敢于传达一种声音的人，把死水激活的人。
余杰具有诗人的理想，作家的敏锐，基督徒的善良，却缺少哲学家的睿智。他能满怀理想和纯真去把自己捕捉到的对社会的痛，用一种近乎苛刻的天真去犀利的表述，所有的偏锋，无论是否刺中，都会让人在内心产生一种回应甚至共鸣，并进入思考。
他曾经说：世界上最不能忍受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这些让我有一段时间对于敲打下的文字有着深深厌恶的感觉，因为我心中所想往往在流于笔端的时候就走了模样，甚至是面目全非。刺痛的神经被一遍遍无情的洗涤，痛于一些语言的失真，痛于几乎麻木的沉默。所以对于他的那句话：“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感同身受，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至少我没有勇气把心底的声音彻底地表达，所以在这点上，对于余杰我有着非比寻常的尊重。
余杰的失败，在于他没能象一个孩子一样坚持着纯真下去，他越来越把社会的痛，背负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看成了社会的拯救者，所以他不惜越位，不惜从一个批判的作家转型成为一个改造的活动家，这是一个作家的死亡，一个孩子的死亡，一个纯真心灵的死亡，在余杰评述诗人的时候，我曾经把他的话抄录在我的日记上，他说：“诗人是革命的先导，又是革命成功后首先要消灭的对象。革命之前，诗人把革命描绘成天堂：革命之后，诗人把革命描绘成地狱。”，“诗人是彻彻底底的非暴力主义者，而革命的原则是使用暴力消灭反革命。”“暴力企图让诗人为它正名，而诗人的天职却是揭示暴力的不义，诗人如果选择暴力，就意味着诗和诗人的同时死亡。”
在余杰的《火与冰》中曾经提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段话：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当我今天重新把这句话敲打下来的时候，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冰凉，对余杰，我不想如此言，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一直是活着。所以当余杰把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的时候，他已经在精神上作为一个作家死亡了。
余杰曾经谈到他师兄沈灏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给他的回信：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能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一直我以为余杰是深深理解这话的，最少是从他所阅读到的历史中吸收到的，是赞同的，所以我不相信一个对这样有着理解的人走向政治，当一个作家走向政治，作家的天职已经彻底从肩上卸任了。
作家和政治的联姻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如妓女与嫖客。无论以任何名义开始的政治都是功利的，都是世俗的，自由与民主一向就是最好的光环和帽子，而把这些举起来作成巨大幌子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客。作家的职责是揭社会的伤疤和痛，发现人性的美好，给人希望，唤醒沉睡着的灵魂。余杰的社会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远离作家，而更象一个四处游走作秀的政客。
基于我对余杰并不多的交往中的认识，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和其他政客抱着相同的目的，他是一个过于理想的人，而这样的人走向与之气质不相符合的角色，就难免沦落成悲剧。政客是现实而无情的，为目的不折手段的，而作家是悲悯的，是浪漫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软弱的。余杰是热爱生活的，是疾恶如仇的他对贫困的关怀，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上，激愤也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而是切实的用行动去做的，这些都让他在不同程度上区别与一些作家的自我救赎，自我宣泄。
从他的抽屉文学开始，就一直关注，得到他的书《火与冰》已经是０３年了，他当时赠于的其他书，也很喜爱，但都无法和《火与冰》相比，这本书，基本都来自曾经阅读过的余杰文章，其纯真的大胆没有丝毫的掩饰和修饰，朴素原始，是一种来自心灵最真的声音。而此后的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为文而文的陋迹，其目的性也越发的明显，而失去了自然流露，失去了一种天然而纯粹的表达。
他不是一个口若悬河可以和任何人款款而谈的人，他的口吃几乎是从来不掩饰的，他会努力和你交流，但那是基于一种尊重的基础，他的人和文是要分开来阅读的，文字的桀骜不逊，和生活的谦谦君子，温文尔雅是有着显著差别的。用淳良来形容生活中的余杰我想恐不为过，而且其善良有时候是让人觉得吃惊的，如同孩子般的天真，而这些品质与性格，都让人不能把他今天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而也正是他的这种天真才使得他走向今天的角色，这或许就是一些文人努力溶入世俗，却又被世俗所抛弃的原因。
他本无须道出真理，只须讲出事实，却一次次妄图用文学的思维诠释哲学的思想，这是他欠缺的，也是他的文章所不能经受推敲的原因，他只是一种声音，一种呐喊，一种撕裂阳光掩盖下罪恶的人。绝不妥协，即便被折断翅膀，即便如芦苇一样受伤，他都该是一如从前的锐气，一如从前的激越，一如从前的真诚。一个作家的真诚好过最绚烂的文字，这超越了对于好坏的基本评价和对于真理的认知。真理只在不断求索与发展中，没有一项标准放之四海皆通，更不能穿越时空而永恒流传，除了爱。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艺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让黑暗产生一丝的畏惧。”如果他能重新阅读自己曾经说过的这段话，我想正在死去的作家必将复活。
余杰，无须做大学者，无须做思想家，无须做哲学家，更没有必要成为政治家，你只须做一个拿着匕首的战士，一个自由批判的文化战士，四处出击，无论刺向谁，都该是毫不留情，都该是勇往直前的。
行此文，仅仅源于我对一个曾经喜爱的作家的尊重，也是真切的希望有些死亡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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