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挺有意思的《高级汉英语篇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现在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居祖纯教授写的。 这个名字我熟悉,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少读到他写的东西。随便翻翻,发现这本书的思路跟我教翻译的时候产生过的思路一样。我教翻译的时候,用的是解放军外院负责编写的国内高校统编教材《英汉翻译教程》。这本书现在还很流行,再版多年,已经确定了其在高校本科英语专业的统治地位。 但是当年使用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感到那种分门别类讲翻译操作技巧的路子不能令人满意。尤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很多的所谓翻译中的转换规则,都是可用可不用的。这套教材没有讲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时候不应该用。另外,还有些所谓的规律,其实是不用讲的,是英汉两种语言性质不同所决定的语言形式的转换。 也就是说,你不想转换也得转换。This is the book that I bought in S.F. 你一定会翻译成“这就是我在旧金山买的书”。你不会翻译成“这就是那本书我旧金山买的。”这里面的修饰语的位置从后面移到前面是必须的,《英汉翻译教程》这本书的缺点,就是它更多的时候是对翻译现象的孤立的分类描写,而不是在讲翻译策略的取舍。对于翻译涉及的文化因素,也只是蜻蜓点水。所以用了这本书,总是有没学痛快的感觉。我想这是和统编教材的性质有关系。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对翻译这样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活动来说,你无法在有限的课时内概括无余。但是教材又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全面,权威的的架子。这就真是赶鸭子上架了。其实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从外语刊物中的谈翻译的论文所学到的,比从这本教材中所学到的更为有血有肉。不过这本教材的练习部分还是比较充实。相信练习的讲解比教材中的例句教学提供的信息更多。教材的编者们可能预见到了别人的批评,写了一段disclaimer, 大意是学翻译,还得从实践中学,不能单靠读一两本翻译教程就能成为翻译家的。
导师是搞历史的,后来改语言学,那一段时间热衷于雷科夫的认知语言学和伏罗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不记得他是否建议我应用这些理论研究翻译了,只记得他建议我分析《大卫-科波菲尔》的两个译本,董秋斯的和张谷若的。我也颇有雄心跃跃欲试,复印了资料着手分析。结果我才发现我虽然热爱社会科学理论,却拙于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对于分类归纳实在是没有耐心。最后终于放弃,改去研究为什么中文很难翻译像 In the mountain he discovered a cave through which thousands of aliens had trooped into the village.(在山里他发现了一个成千上万的外星人所通过从而得以进入村庄的山洞)。这是语言类型学比较里的句法方面,有现成的理论套用,像数学一样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