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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谈刺客

廖康

#1 谈刺客

谈刺客

廖康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述了五位先秦壮士：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不用说，荆轲最著名。但需要详论的是：荆轲的业绩不如曹沫、专诸和聂政，执着远不如豫让，武艺和品德远不如聂政。为什么荆轲的大名反倒超过其他四位，正如陶渊明诗所言：“其人虽已末，千载有余情”呢？

五位刺客，曹沫最早，是鲁国人，有勇力。鲁庄公封他为将军，与齐国作战，多次战败逃跑，割地求和。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地会盟定约时，曹沫抓住齐桓公，用匕首逼他交还所侵占的鲁地。齐王只得允诺。之后，齐桓公企图反悔，但管仲劝他要守信。鲁国才得到那些失地。学者多认为，曹沫就是《曹刿论战》的主角，那篇文章让他名垂千古。严格地说，他并不是刺客。四百多年后，两人学他。一个不是刺客，成功了。一个是刺客，失败了。成功者是蔺相如，而且成功了两次。先是逼迫秦昭王完璧归赵，后又逼迫秦昭王为赵王击缶。但司马迁没有把蔺相如也列为刺客，也许是因为他第一次拿的不是匕首，而是用美玉来威胁。但他第二次仅仅是用瓦缶，还是也用匕首威胁秦昭王“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我们不得而知。蔺相如和曹沫一样都有勇气，差别也许仅在所用之武器。失败者是荆轲，他企图逼秦王归还诸侯土地。至于失败的原因，后面再分析。

第二位是吴国人专诸，他是个专业刺客。伍子胥知道公子光企图杀自己的堂弟吴王僚，就向他推荐专诸。公子光趁楚军包围吴军之际，在国内搞政变。在宴会上让专诸给吴王僚上烤鱼。专诸从鱼腹中抽出藏好的匕首，刺死了王僚，自己也被卫士杀死。公子光在地下室里埋伏的甲士冲出来消灭了吴王僚的卫士。公子光自立为国王，他就是吴王阖闾。他让伍子胥为相，孙武为将，使吴国一度非常强盛。他的儿子就是替父报仇，俘越王勾践为奴，但最终失败亡国的夫差。在那以前，吴国也风光了八十多年，曾打败楚国，逼得楚昭王出逃，楚臣申包胥为求救兵复国，在秦廷痛哭了七天七夜。这一切都始于专诸刺王僚，鱼肠剑也因此扬名天下。在这五位刺客中，我们对专诸了解最少，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最大。荆轲刺秦的方式与他最接近，但失败了。他的失败对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后面再讨论。

第三位刺客和刺杀对象最感人。刺客叫豫让，是晋国人，曾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后来又侍奉正卿大夫智伯，即荀瑶，得到宠幸。公元前455年晋阳之战后，赵、魏、韩三家分晋，谋灭了智伯。赵襄子最恨智伯，竟把他的头盖骨做成饮器。豫让为了替主报仇，更名改姓，扮装为受过刑的人，带着匕首进入赵王宫中清扫厕所，但被查出来。豫让坦白说他要为智伯报仇，赵襄子说：“这是位义士。我小心躲着点他就是了。”随即把他放了。

不久，豫让把漆涂在自己身上，好像得了癞疮，又吞吃木碳，把嗓子弄得嘶哑，并装成乞丐，沿街乞讨，连妻子都认不出他。可是他好友认出了他，流着眼泪劝他不如去委身侍奉赵襄子，再见机行事。豫让说那是怀二心侍奉主人，君子不为。他这样做虽然很困难，但他这样做就是要让怀异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惭愧。之后，赵襄子外出，豫让藏在路过的桥下。襄子马惊，遂抓到豫让。襄子指责他：“你不是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也没有给他们报仇，反而给智伯当家臣。智伯死了，你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范氏和中行氏拿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也就像普通人那样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要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襄子流着泪叹道：“哎，豫让啊，你为智伯报仇，也算成名了。我饶恕你一回，也够可以了。你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若还想杀我，我可不能再放你了。”豫让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埋没他人的美名，而忠臣有为美名而死的道理。以前您饶恕了我，天下都称赞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本该死。但我请求您，就让我刺您的衣服几下吧，也算我为主报仇，死而无憾了。”赵襄子很欣赏豫让的侠义，就脱下衣服，交给他。豫让三次跳起来，用剑刺衣服，说：“我可以在九泉下见智伯了。”然后，豫让自刎而死。

不用说，为主报仇而行刺，豫让最执着、最敬业、最尽忠。在相信人人平等，持不同价值观念的现代人看来，他几乎可笑，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侠肝义胆。他的名声有一半是赵襄子成就的。如果他第一次被抓住就被处死了，后人很可能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当然，他也让赵襄子的美名传扬天下。豫让对历史进程虽然没有任何直接的改变，但君主们用他的故事教育臣子和奴仆忠心不二，这种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法估算。

豫让之后四十多年，便出了中国历史上品行最高、武功也最高的刺客——聂政。有关他的故事，最早见于《战国策》，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略加更改增删，又写了一遍。聂政是韩国人（战国时，中国分为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韩国可不是南朝鲜），是地道的山东好汉。因杀人避祸，他逃往齐国，隐身于市，以屠狗为生。韩国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冲突，去国流浪，伺机报仇。他听说聂政是位武艺高强的勇士，便登门拜访，备办酒宴，为聂政的母亲祝寿，并奉上黄金二百两。聂政婉言拒收，严仲子执意要送。聂政说自己虽然家贫，但给老母的供养还算齐备。不敢无功受禄。严仲子告诉他来访的缘由，但聂政说他老母健在，不能以身相许。严仲子还是执意赠送，但聂政坚决不收。尽管如此，严仲子还是尽到宾主之礼，好言相别。

很久以后，聂政母亲去世。安葬并服丧后，聂政感叹道：“我不过是个杀猪宰狗的平头百姓，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人家那么看得起我，大老远地驱车来看我，与我结交。可我太对不住他了。人家献百金为我母亲祝寿，我虽然没收，但这件事说明人家与我非常知心。现在，老母已经享尽天年了，我当为知己效力。”聂政来到濮阳，见到严仲子，表明心迹。严仲子告诉他自己的仇人是相国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他的居所防守严密，要去刺杀，可以多带车骑壮士同往。但聂政怕人多走漏风声，便独自前往。到了韩国都城相国府，只见侠累端坐堂上，两旁持刀荷戟的卫士林立。聂政挺剑直入，以长虹贯日之式，冲上台阶，刺死了相国侠累。卫士大乱，和聂政打起来。聂政大吼，击杀数十人。但他也负伤，冲不出相府。为了不暴露身份，聂政调转剑锋，自毁其容，剖腹自杀。

韩王把聂政的尸体摆在街上，让人辨认，并许诺谁能说出凶手是谁，就赏金千两。过了很久，都没人认识。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的宰相，立刻猜到可能是弟弟干的，便前往韩国都城。一见到尸体，果然是聂政，她伏尸痛哭，说：“这就是聂政啊！他因老母和我仍然在世，便忍辱负重，无声无息的活在杀猪屠狗者之间。母亲去世后，我也嫁人了。他便为严仲子报答知遇之恩。他自毁面容，是不想连累我。可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而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她大叫三声“天哪”，《战国策》说她自杀而亡，《史记》说她悲痛而亡。晋、楚、齐、卫等国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对聂政和他的烈性姐姐深表佩服，也佩服严仲子识人得士。

在以孝为百行之先的中国，无疑，聂政是这些刺客中最有品行的一位。老母在，不相许。而且他义气深重，不为钱财，只为相知。老母辞世，他便以身殉友，堪称“士为知己者死”的最佳典范。聂政的武功不仅是这五位刺客中最高的，不算文学作品的杜撰，在历史记载中肯定也是最高的。他单人独剑杀入护卫森严的相府，如同一道直逼红日的冲天白气，瞬间便来到呆若木鸡的相国面前，一剑封喉。那是什么气魄？那是什么本事？那可不是暗杀，而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迅猛的冲杀、刺杀。不仅杀了堂堂的相国，还击杀了众多披甲卫士。纵观历史，横看中外，唯此一人。而且他的姐姐聂荌也同样刚烈，为了给弟弟扬名，她不怕暴露身份，不畏连罪，为聂政哀嚎以致自杀。如若稍加改编，这是类似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绝好素材。然而，聂政却是这五位刺客中最不出名的人。他的故事，从来没有拍成电影、电视剧。为什么？

我认为聂政之所以不那么出名，是因为他刺杀的对象不那么重要。我们对韩相侠累所知不多。若不是因为聂政，历史上可能没人会记他一笔。我们对严仲子所知也不多，他们二人因何成为仇敌，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显然身居高位的侠累没有追杀严仲子。而且这韩相似乎不是罪大恶极之人，因为聂荌来哭弟时，韩国老百姓对她说：“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名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他们所用“暴虐”二字表明对刺客的态度，也表明“吾国相”至少是罪不当诛之人。很多人认为聂政以命相许，说刺杀韩相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无法就是卷入高官的争斗，被人利用而干了一件没脑子的事，对广大人民并没有好处。其实，刺客大多数都是被人利用。专诸、聂政、荆轲在被人利用上有什么不同？所谓没脑子，说穿了，就是指没有政治观点，那就更是见仁见智了。杀王僚对公子光有好处，还是对吴国人民有好处？刺秦是对诸国国君有好处，还是对诸国人民有好处？两千年后如果我们仍然对刺客有一丝敬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武艺和献身精神，是因为这些抽象的品质和超人的本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和具体的政治目的。如此说来，还是刺杀对象的身份与刺客知名度更加有关。曹沫逼迫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专诸刺的是王僚，是阖闾上台的第一功，对吴国的强盛有很大影响。豫让企图刺杀的是赵国的开国国君赵襄子。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与之相反，侠累和严仲子却是因为聂政才得以留名的人物，在历史上没有什么特殊作用。

这样说来，荆轲在刺客中最出名是因为他企图刺杀的是秦王，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君王。当然，是有这个因素，但原因也不全在于此。张良在博浪沙安排刺杀秦始皇，用的是一位大力士，抡着相当于今天60斤重的大铁锤击中了应当是天子乘坐的六驾之车，但那实际上是秦始皇的副车，功亏一篑。尽管如此，那也不次于荆轲。而且荆轲刺秦时，嬴政还仅仅是秦王，而大力士刺杀的是已经坐稳江山的秦始皇帝。荆轲刺秦，宫廷里的卫士没有命令不得上殿。但大力士袭击时，秦始皇车驾四周都是持枪握剑，随时应战的甲士。谁的任务更艰巨，自不必言。但大力士却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如果太史公所记属实，那么张良就太亏待大力士了。汉朝建立后，刘邦封张良留侯，张良却未曾将大力士的名字放到光荣榜上，想必令无数壮士心灰意冷。这也许就是从此后刺客便减少的原因之一。司马迁也无从查找大力士的身世，无法为他立传。因此，要想青史留名，不仅要做一番大事业，还得有人写下来，还得写得美，才可能传得远。

荆轲有幸，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写了五位，近六千言，荆轲独享近四千字的美誉。但其中两千多字均抄自《战国策》。所加内容包括荆轲与卫元君、盖聂、鲁句践和高渐离的交往以及荆轲死后高渐离灌铅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严格地说，他也是刺客。荆轲与君王的接触可能是在刺秦后，那些大人物回忆而得以记录下来。但一百多年前，他与普通人的交往，没有史官记录，他们的言论是怎么传到司马迁耳朵里的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荆轲是卫国人，喜欢读书、击剑。太史公加写的这句话让荆轲有了书卷气，与其他刺客区分开来，使之得到田光的赏识，也为他易水放歌做了铺垫。当然，讲荆轲的故事，有大量文字是交代历史背景，说明燕国的危机，太子丹的无奈和他对荆轲的依赖。凸显出荆轲的重要，仿佛一个国家的命运，不，是六国的命运，都悬于他一身。在秦国作人质的燕太子丹逃了出来。燕国弱，打不过秦国，太子丹就想利用刺客杀秦王。他通过自己的老师鞠武找到燕国的田光先生，田光又用自己的生命向太子丹秘密推荐了荆轲。为了让荆轲接近秦王，秦国的逃犯樊于期自杀，把自己的头颅连同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礼物献给秦王。太子丹还花百金从赵国购得徐夫人匕首，又淬毒，拿人做实验，保证见血即亡。又找来十三岁就杀过人，别人都不敢与之对视的秦舞阳作副手同行。饯行时，太子丹和宾客身着白衣，戴着白帽来到易水边，击筑高歌，涕泪滂沱。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着群情激愤，怒发冲冠，眼睛都瞪圆了，看着荆轲乘车远去。

之后，刺客们走上庄严肃穆的秦廷，秦舞阳草鸡，荆轲图穷匕见，功败垂成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就不重复了。总之，司马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文采，把荆轲刺秦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把刺客和所有参与行动之人的豪情表达得感人肺腑，把刺杀时的紧张气氛描写得如在眼前。但冷静下来，我不禁要问：太子丹和荆轲密谋刺秦，他们说了什么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隐士田光和逃犯樊于期是自杀还是他杀，史家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么重大的秘密行动，如果田光仅为推荐了荆轲就自杀，以绝走漏消息的可能，那么太子丹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为荆轲饯行？荆轲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失败？他失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他名垂青史的原因何在？

比较《战国策》和《史记》，可以看出，后者多出来的文字有些是司马迁的文学想象。荆轲的剑术显然不高。他凭剑术游说卫元君，没得到任用。但司马迁说荆轲漫游榆次时，与盖聂论剑，说不到点上。盖聂瞪了他一眼，荆轲就走了。漫游邯郸时，他与鲁句践博戏，鲁句践发怒呵斥他，荆轲嘿嘿笑着走了。对这些附加的材料，通常的解读认为那是表现荆轲乃大英雄有意示弱，不与那些凡夫俗子争强斗胜的大度行为。但也完全可以将其解读为荆轲剑术低劣，无法与其争锋。尽管如此，由于田光的推荐，太子丹将荆轲奉为上卿，天天来看望他，让他住头等宾馆，享受美食美女，出门有车马可乘，进门有奇珍可玩。荆轲在那里享受了很久，迟迟不肯行动。司马迁没有说多少日子，只说“久之”，但我们可以根据《史记•六国年表第三》算出来。

燕太子丹是在秦始皇十五年逃回国的，他“使荆轲刺秦王”是秦始皇二十年。在这五年中，太子丹什么时候认识荆轲没有记载，但秦始皇十六年“秦灭韩”，这在太子丹与荆轲第一次相见时提到了：“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所以荆轲在燕国至少享受了三年的荣华富贵，才动身赴秦行刺。在此之前，他一拖再拖。直到“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他又说要樊于期的首级作觐见礼。樊于期还就真自杀献头了，荆轲才答应赴秦，但又说要等一个人同行。古代没有很好的冷冻设备，樊于期的脑袋不可能长期保存。如果王翦攻入燕国，兵临城下，就是荆轲想要赴秦，他也出不去城了。太子丹实在等不及了，打算让秦舞阳先去。荆轲毫无道理地发了通火，斥责了太子丹几句，还说：“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他在刺秦失败，临死之前也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看来，荆轲是想学曹沫，是打算功成名就后活着回来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并非其志。但他糊涂啊！人家曹沫是在各诸侯会盟的公开场合逼齐桓公的，而荆轲企图在秦王大殿上逼他。就算他抓住了秦王，逼迫成功了，那又有什么用？在公开场合的允诺，为了信誉，可能会遵守。在秦王家里，在刀尖下答应的事情能算数吗？秦王转眼就可能反悔，把你剁成肉泥。荆轲怎么会连这点都没想好？看来他书也没有读明白。无论如何，他这次再没有遁词回绝太子丹了，只得赴秦。

需要说明的是：荆轲在说樊于期献头时，相告的计划有所不同。他只说要刺杀秦王，没说要逼秦还地。当然，荆轲知道樊于期只想报戮族之仇，对还不还地可能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把他们的打算全盘托出。做这种猜想，在小说里写出来完全合乎情理，但这不是史家应有的写法。荆轲或太子丹是否跟樊于期谈过话，他们是怎么得到樊于期的头，其实没人知道。即使那一切都是真的，也须指出，逼秦王退还侵占的土地本是燕太子丹的打算。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太子丹企图让荆轲仿效曹沫，逼迫秦王退还所占诸国之地。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如若不成，就杀死秦王，引起秦国混乱，乘机破秦。前面说过，场合不同，就算当时逼得秦王签字归还所占诸国之地，荆轲也走不出秦廷，“约契”也不可能兑现。更糟糕的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目的，其实施方式互相冲突：第一个要秦王活着才能实现，第二个要秦王死。这就令荆轲在行动时必须临时判断，不能一往无前。这就令他先得抓活口，能逼迫秦王就范最好，不行才刺杀。这就增加了荆轲完成任务的难度。

当然，荆轲也是咎由自取。他没有想清楚这计划目的双重，互相矛盾，有多么困难，就死板地按既定方针去执行。而在燕国舒适的生活已经掏空了自己的身子。他本来剑术就不佳，又没有好好练功。抓，抓不住秦王。追，追不上秦王。刺，刺不中秦王。最后，连飞刀也伤不着秦王。徒令后人感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一旦秦王抽出长剑，便将荆轲砍倒。显然，他也毫无徒手搏斗的功夫。陶渊明说“燕丹善养士”，实在是说了句反话。荆轲毫无疑问是以上五位刺客中武功最低，品行最差者。他的失败也与他自己贪图享受不无关系。

然而，历代人们都认为荆轲虽败犹荣，把他看作是慷慨激昂的勇士。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呢？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他在《刺客列传》中渐上层楼，从曹沫之勇到专诸之功，从豫让之忠到聂政之忠孝勇猛以及大功告成，一步步托举，最后捧出荆轲。所刺杀对象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欲完成任务系六国之命运。荆轲的故事本身也是步步托举，有田光、樊于期为之赴死。有韩国、赵国纷纷灭亡。有魏国、燕国岌岌可危。有太子丹、高渐离和众宾客为荆轲送行。有慷慨高歌，有垂泪涕泣，有萧瑟秋风，有寒冷易水。这一切烘托着壮士前行，义无反顾。而前面四位刺客都没有享受到这类文字。所以荆轲虽然功败垂成，却胜过前面四位。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也是“笔胜于剑”的辉煌范例。一旦有这些文字定调，读者就不再追究荆轲的行径。甚至他被盖聂瞪走，被鲁句践斥走，都会被解读为大英雄有意示弱，不与凡人争强斗胜的大度行为。

在感叹荆轲失败时，我们可能忽视了他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太子丹丧命，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始皇二十一年，王翦奉命攻打燕国，十月攻克了国都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燕王被秦将李信追急了，就派人把太子丹杀了，把他人头献给秦王，以期得到宽恕。但秦军照打不赦。五年后，秦灭燕。

且不论秦始皇吞并六国，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也不论秦王是否残忍，受否该杀，刺秦是有利于各国诸侯，还是有利于处在战乱中的广大人民。单看荆轲在接受刺秦大任后的表现，只把他的表现和业绩与其他刺客相比就不难看出，荆轲品行最差，就会享受，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也未能完成任务。他的英名，是司马迁写出来的，不是他做出来的。

2013年6月30日

2013-7-4 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