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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书闲话》中的“闲”与“不闲”——评朱小棣的《闲书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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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书闲话》中的“闲”与“不闲”——评朱小棣的《闲书闲话》
    文/刘俊
    2010年01月10日,星期日

    已经过去大概有七八年了吧,有次在杨苡先生家里闲聊,她递了一本英文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许多年来,我经常会去杨先生那里坐坐,和她谈古说今,无话不聊,每次去,照例她都会向我推荐一些她喜欢的好书,把她的阅读喜悦和我分享,跟杨先生交谈并从她那里借书,是我长期以来“不断学习”和“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

    那次杨先生推荐的是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中文译名《红屋三十年》),作者朱小棣。那本书我看得很仔细,因为作者和我一样都是南京人,写的也是南京的事,这让我感到亲切。作者在书中通过自己的家庭,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和一段历史的沧桑,当然也包括了一个城市的变迁:那是我和朱小棣共同生活过的南京。

    那本书让我记住了朱小棣。和杨先生谈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读后感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和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译名《生死在上海》)做了一些比较,觉得两本书都是从小人物角度写大历史悲欢的佳作。
    不久前的一天,还是在杨先生家,这次她递了一本中文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我一看书名,《闲书闲话》,觉得书名起得很“休闲”,在松弛的姿态中自有一份淡定和从容,在看了太多充满紧张感和夸张姿态的书写姿态之后,看到有人这样来读书写作,觉得很对口味,再看作者,朱小棣,我立刻想起了杨先生曾经借给我的那本英文书,我对杨先生说,“我看过他写的书”。是的,我看过朱小棣的书,他的新书我当然有兴趣再看。

    《闲书闲话》是朱小棣出于兴趣,“乱”看“闲书”后写的一些“闲话”,当今读书人能对“闲书”有兴趣,体现的是对“功利”(哪怕是阅读也免不了“功利”的侵蚀)的拒绝,和对自己阅读兴趣的坚守。在《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中,朱小棣把“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这样三种状态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他那飘逸的阅读方式和对“读书”的独特理解,已尽在其中。

    《闲书闲话》中的话题,颇为随意,几乎都是朱小棣随意阅读后的一些无拘无束的感想。因为是“闲书闲话”,所以他能将自己轻松阅读的最深感受,用轻灵的文字加以表达,率直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顾忌各种“规矩”和“时尚”。比如对于张爱玲,朱小棣没有从众人热衷的话题切入,而是对张爱玲“能够犯忌而不失众爱”中看出了张爱玲的魅力;在评论界对汪曾祺一片赞扬声中,朱小棣却直言“他所写的当代故事远远比不上他那些民国故事精彩”;对于学界关注不够的梁遇春,朱小棣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用那洋洋洒洒、飘逸酣畅、淋漓尽致,既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又不唯书尊、傲视权威,以独特深邃、精辟入里见长的短短长长几十篇散文,为现代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容忽略的遗产”;池莉的小说既有市井小民的生趣,也有历史沉积的厚重,可是朱小棣从中获得的,却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感受而生发出的“安全感”;至于他对韩寒“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有寸铁夺命之力;对章克标的“奇迹”人生,朱小棣倒不无欣赏;对于“倒霉蛋冯达”,朱小棣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此外,《闲书闲话》中涉及到的笔墨书生如陈西莹、陆文夫、黄裳、邵燕祥、孙犁、沙叶新、流沙河、刘心武、谢宝瑜、巫一毛、董桥、夏志清、张小娴乃至王国维、钱钟书、曹雪芹等,朱小棣都能在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评说中,闪烁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历史感慨。

    身为作家,朱小棣自然会关注“文学”世界,可是作为具有历史感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朱小棣也会从书的阅读中,生发出对社会现象的种种观感,在《遥想北大之大与小》中,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规模不大却影响很大的北大与当今堂馆场面颇为堂皇却没有产生相应影响的北大进行了比较,“不禁为北大曾经之大而欣慰,也为其今日之小而悲哀。如今的北大还有什么大呢,除了开销大、排场大之外?”;在《大使有声有形,总理无姓无名》一文中,他对当年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八十年代初期赴美访问的中国总理隐去姓名甚为不解,觉得在书中“处处生硬地以‘中国总理’称之,读来十分可笑,仿佛在叙述一个第三国的总理,而把自己和大使挤到其他国家的地位上,如同一个印度或者日本大使在记叙中国总理的来访”。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身在海外的读书人“感时忧国”的精神气质。

    很显然,《闲书闲话》是以“闲”的方式,抒发作者朱小棣“不闲”的感慨和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