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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堂姑
堂 姑

程宝林

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著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仅大两、三岁的三姑,长眠地底已经一年了,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儿子的婚期,就在几个月后。

三姑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姑姑,而是堂姑,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程家祖辈,有兄弟三人,长子训道,在家务农奉亲,育有二子三女;二子明道,出外当兵,仅有一子单传,就是我的父亲;三子义道,出外求学当兵,无嗣。1949年新政以后,各归故里的两个兄弟,各自从最后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退伍”(实为对被俘国军士兵的清退),分享了我曾祖父“解放”前夕购进的八、九十亩土地,一茬庄稼未熟,而土改已暴风骤雨。

按旧时的乡村习俗,家族中的兄弟姐妹,讲究的是“大排行”,所以,在1950年分家之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的程家,子女辈中,我的父亲算是老二。三姑是训道的幼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幺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三姑的印象不深。我只记得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对我,辈份上虽说是姑姑,但更像是姐姐。只是,我不记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了。跟我很亲的是她的二哥,我称为“水叔叔”的。我那篇《堂叔》,写的就是他的悲惨一生。谁能料到,堂叔1991年惨遭横祸,在2009年的深秋,他的妹妹又死于非命,而在几年前,他们的姐姐,我的“桃姑”,因为宫颈癌无钱医治,早已撒手西归。

2009年11月20日,我和弟妹们,在村里为父亲的70岁生日,举行了一场仓促的乡宴。虽然临时起意,场面也还热闹,城里来的10多辆小汽车,将破败的村子街道挤得满满。院子里摆著宴客的大桌,亲戚和乡邻们散坐著聊天、 打麻将。我见到了我的大伯父,也就是这几个叔叔和姑姑的长兄,却没有见到三姑。因为,三姑虽然也是我们程家嫁出去的人,其血缘的亲疏,与这位大伯并无二致,却是已经不“走”的亲戚。

在汉语中,再也没有一个词,比“走”字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亲戚之间的来往和联系了。亲戚是越走越亲的,血缘的纽带终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赤贫的毛时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不堪乡村人情重负的家庭,多多少少是要“丢”一些亲戚的。“丢”掉的亲戚,就是两家约定,逢年过节、娶妻嫁女、添丁进口、逢五逢十的寿庆,互相都不邀请对方家庭,以免增加经济负担。

只有一样不能免,那就是丧礼。

三姑就是我们家“丢”掉了的一门亲戚。至今我还是不太明白,三个堂姑中,只有桃姑直到去世,还和我们家作为亲戚走动著,三姑和另一个姑姑却再也没有登临过我家的大门。贫困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当初是谁做出的决定?我想问一问父母,又怕徒然惹他们黯然泪下。

这二十多年来,我只见到过三姑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10月,我失去我最敬爱的祖母。村东的乡村墓地,培坟的那一天(在吾乡,一般是下葬后的第3天), 三姑来了,戴著孝巾,趴在坟头,哭成了泪人。我的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与三姑更无任何血缘关系。但在三姑小时候,祖母给了她母爱一般的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约1974年的夏天,我用卖蜈蚣和夏枯草挣的几毛钱,在吴集街上,给奶奶买了三个皮蛋。拿回家去,欢天喜地地孝敬奶奶,奶奶却舍不得吃,悄悄藏起来,下午就用手帕包著,迈著裹过的小脚,向村西三里外的屋场走去。她惦记著自己瞎眼的、瘫痪在床的老妯娌——三姑的母亲,说是她好多年都没有吃过皮蛋了。

第二次见到三姑,是2003年6月,在叔祖的葬礼上。当时我塞了一点钱给已病入膏肓的桃姑,却没有顾得上和三姑讲话。谁能想到,我竟再也见不到我的三姑?

夺去三姑性命的,说起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三姑家的房子,请了她丈夫的弟弟来做点装修,花了2000元钱,三姑却不甚满意,埋怨丈夫,说:“花的钱并没有少,质量却比不上请外人做”。当丈夫的一听,火冒三丈,由吵而打,乡村无日无之的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这样,让三姑仰药而尽。那药,不是城里人的补药,是农药。

在农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钱的成本,临死前,到供销社跑一趟,一瓶黑乎乎、臭烘烘的液体就买了回来。在农村,活却并不容易。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幸福,尤其不容易。

乡友兼文友曾令麟兄,曾给我讲过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一件悲剧:被称为“应祥叔”的村民,担心自己老了,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儿女的拖累和负担,于是,和老伴商量,一起喝农药自尽。两位老人家偷偷买回农药,穿戴整齐后,当丈夫的先喝。几口下去,躯体剧烈抽搐,痛苦不堪,老婆婆一时慌了神,不再有勇气饮下农药,就这样眼睁睁看著劳苦了一辈子的老伴归了天。幸存下来的老婆婆,第二年也跌进水塘里淹死了。

农药啊,农药!农民啊,农民!

我不想在这里,引述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告诉读者,中国每年有多少多少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的自杀者占多大的比例;农村的自杀者中,饮药自尽的又占多少比例。我只想拜托我在城里体面谋生的同类——出生在农村并最终抛弃了农村的幸运儿,回自己的乡村打听一下,在你的及周围的村子,有多少村民喝农药而死?并问一问自己的农村父母:您是否曾有过喝农药的冲动?

2009年的春节, 在飘著雪花的严冬里,餐桌上,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长子,被弟妹们和众多的侄甥们围著,正在享受多年难得的家乡菜肴,突然,听到了三姑的死讯,在她入土几个月之后。

父亲的脸顿时黯淡下来,一粒老泪无声地滚落。

母亲说:“我都险些喝了农药,要不是令梓伯的劝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

这不仅仅是农药的管理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质上,这是农民的生命价值观问题。

在咱们中国,最不怕死的,就是农民;死得最不值的,也是农民。

2009年,是新政权“辉煌灿烂”的60周年纪念。电视上充斥著的,是宣扬60年前,“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百万人的赫赫战功。

他们原本都是梦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啊!

三姑啊三姑,愚昧的三姑,可怜的三姑,你就等不到我这个比你小两、三岁的侄子,给你买一身新衣服,我们两家人重新“走亲戚”的那一天麽?

                      2010年12月20日,旧金山

11 评论

宝林搬到旧金山来了?
“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你这个堂姑很正宗,没有“隔代”啊。你父亲的亲姐妹是你的亲姑,你父亲的堂姐妹(和你父亲同祖父),就是你的堂姑。

杨林